我讀中學時，曆史學得很粗糙，隻記住了一些“大”的朝代和“大”皇帝的名字。由於當時的政治需要，課本也試著以農民起義為曆史編年線索，弄得學生對曆史更是摸不著頭腦。對於像宋徽宗趙佶這樣的名字就更陌生。知道趙佶這個皇帝是後來的事，知道趙佶的書畫都好也是後來的事，但知道趙佶的畫那麼不凡，還是在北歐的挪威。一九八六年我和作家茹誌鵑同去挪威參加第二屆女作家國際書展，為我們做翻譯的是挪威漢學家易德波女士。易德波酷愛中國書畫，一次在她家做客，主人請我們看她收藏的中國書畫，其中便有趙佶的《瑞鶴圖》。那是一張印製精美的印刷品，好像是國外印製，因為那時的中國還不曾有這麼好的印刷設備和印刷技術。麵對這張畫，當時我很愕然。一是在域外忽然看見了中國人的畫作，二是它還出自一位中國皇帝之手。但我沒有和易德波多進行交流，因為還受著她的其他收藏的吸引。數年之後我父親去北歐舉辦畫展，畫展之後從丹麥回到挪威，曾應邀在易德波家住過一段時間。在臥室的牆上，就掛著我曾見過的這張《瑞鶴圖》。父親回國後，對我說起他的那段日子，自然就提到了被易德波懸掛在牆上的這張“圖”。那次父親在北歐待的時間比較長，後來又因前蘇聯解體，需要在莫斯科換機的航班幾經延期。當時正值北歐的秋天，父親說閑下來時他常感一絲寂寥。這時是牆上的那張《瑞鶴圖》填補了他思緒中的空白。每天他一旦靠上床頭，便與這群翩翩飛翔的仙鶴相見。每回他都研究畫中的一個新問題：比如有幾隻仙鶴姿勢相同，有幾隻仙鶴姿勢大致相同；幾隻仙鶴在騰空向上，幾隻仙鶴正向下滑翔；而立於鴟尾之上的那兩隻正在同哪位進行著交流？還有，那宮殿的屋頂是作為界畫畫出的，界畫需要的是耐性和難耐的時間。那排列筆直的筒瓦，結構複雜得難以駕馭的鬥拱……這位皇帝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畫出？當然，這一切都是父親在研究了這幅畫的顏色、布局之後所產生的閑散猜想。最後，是父親對趙佶那篇瘦金體書法的反複閱讀。那是一篇典雅而吉利的散文，它記載了這幅作品誕生的原因。如果事實果真如文中所記載的那樣，那真是宋徽宗的大福而至了：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雲拂鬱低映端門眾皆仰麵視之倏有群鶴飛鳴於空中仍有二鶴對上於鴟尾之端頗甚閑適餘皆翱翔如應奏節往來都民無不稽首瞻望歎異久之經時不散迤邐歸飛西北隅散感茲祥瑞故作詩以紀其實
在北歐與宋徽宗“相遇”的往事給父親留下了美好印象，可惜我家沒有《瑞鶴圖》的印刷品，幾年之後我才在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國畫選集中找到了它。說實話，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受中國畫吸引的時候很少，我感到它那程式化的構圖、程式化的筆墨很難讓人肅然起敬。但麵對這位皇帝的《瑞鶴圖》，我還是再次被震動了，原因在於它那完全有別於中國畫的章法，以及它那頗為大膽的用色。用偌大麵積的普藍作為畫的基調，是要有些膽量的。當我粗略地了解了中國畫發展的脈絡之後，突然覺得，宋徽宗的構圖、顏色、筆墨為什麼沒有得到發展呢？顯然這位中國皇帝的藝術觀念在當時的中國已經屬於先鋒主義了。我們隻知道八大山人對中國畫的離經叛道，卻沒有注意到宋徽宗的先鋒意識。不然，中國畫的道路就不會自宋元以後變得那麼單一狹窄了。
但是趙佶的故事，在中國美術史上始終是眾說紛紜。說他因迷戀藝術不理國事，窮奢極欲；說他利用詩詞書畫歌舞升平，而自己的江山已處於崩潰之前夕；還有人說他的畫作是和助手一起完成的……但署名趙佶的書畫畢竟已是中國藝術寶庫中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許多跡象表明，它們並不是粗製濫造的贗品。在這時，曆代收藏的鈐印能夠成為不可顛覆的證明。隻有在這時，我才又想到畫家在畫“界畫”時所要付出的大量勞動。因此，皇帝要雇用個把助手為他用尺子描摹，當屬一個畫家在作畫過程中正常範圍的事了。並且我願意相信，宋徽宗的作品不是出於一個匠人成堆的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