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是不是分茶高手，我們不知道，他在詩中說自己是“戲分茶”，有姑且一試的意思在其中。但陸遊一生有茶詩三百多首，是曆代詩人寫茶最多的一位。他愛茶，懂茶，懂分茶，會分茶，那是毫無疑問的。
陸遊對茶之鍾愛，集中體現在他與陸羽之間的關係上。他與茶聖同姓，又以陸羽之號“桑苧翁”為自號，在《 自詠 》中說：“曾著《 杞菊賦 》，自名桑苧翁。”又在《 安國院煎茶 》中說：“我是江南桑苧家，汲泉閑品故園茶。”他甚至將自己比作陸羽轉世，在《 戲書燕幾 》中說：“《 水品 》《 茶經 》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在《 八十三吟 》中，他又說：“桑苧家風君勿笑，他年猶得作茶神。”他甚至有繼寫《 茶經 》的願望，沒有對茶的無比熱愛，是不可能對陸羽有如此深切的認同感的。
陸遊愛茶，還來自他與生俱來和茶相依相伴的成長史。他本紹興人氏，山陰出好茶，自小便在茶中浸漬，少年時拜文學大家曾幾為師。曾幾寓居上饒茶山，陸遊便常往茶山跑，他後來回憶說：“憶在茶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玄機。”家鄉的日鑄茶隨陸遊周遊四方。對故園茶事，他有著深刻的記憶，在《 湖上作 》一詩中寫道：“蘭亭之北是茶市，柯橋以西多櫓聲。”又在《 蘭亭道上 》一詩中寫道：“陌上行歌日正長，吳蠶捉績麥登場。蘭亭酒美逢人醉，花塢茶新滿市香。”花塢茶恰是宋時紹興又一名茶。以後陸遊又長年在蜀中宦遊，巴蜀為茶之故鄉，陸遊遍訪名茶，留下了諸多蜀茶記憶：“聊將橫浦紅絲煨，自作蒙山紫筍茶。”“雪芽近於峨嵋得，不減紅囊顧渚春。”無疑是將蜀中之茶做了好茶的標本。
陸遊與茶之密切的關係，尤其來自於他曾經兩任茶官的曆史。宋孝宗淳熙五年（ 1178 ）到七年（ 1180 ），陸遊相繼出任提舉福建常平茶監公事和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無論福建還是江南西路，都是產茶區，尤其是福建建茶，天下聞名。陸遊在瑣碎的行政公務中尋求解脫的重要排遣，正是與茶同在。他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試茶，品出高下，上貢朝廷。天長地久，浸潤茶中，深諳此道。
陸遊的晚年，亦是與茶相伴度過的。他在《 疏山東堂晝眠 》中說“吾兒解原夢，為我轉雲團”，此處的“轉雲團”便是點茶時的擊拂，詩句下他還自注說：“是日約子分茶。”此處的“約”就是陸遊的第五子子約，與兒共茶事，成了他重要的心靈慰藉。
以陸遊為代表的愛國文人士大夫，終究是以儒家文化為底色的，故而，他們能夠在茶之審美的波紋上，始終襯映著家國情懷。我們已經在陸遊的“分茶”中，看到他對那個時代的整體態度。我們還可以在另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文天祥身上，看到這種對茶的認識。茶在他那裏，遠遠超過了文娛活動、技藝競爭，茶在南宋最後一個宰相文天祥眼中，是和平生活的象征，是國家安寧人民安康的象征。
江西茶鄉而來的文天祥也是一位深懂茶道之人，分茶對他不是陌生之事。公元1262年，他與其弟同在朝廷為官，與當年的陸遊一樣，他也曾客居臨安。在其弟的生日，文天祥寫下了《 景定壬戌司戶弟生日有感賦詩 》，詩中說：“孤雲在何處，明歲卻誰家。料想親幃喜，中堂自點茶。”說的是母親為兒女慶生，自己在客廳裏點茶。那本是合家團聚以茶相慶的時光啊。
文天祥另有一首詩《 飲中冷泉 》——當年陸遊遊覽此泉時，也曾留下詩句：“銅瓶愁汲中濡水，不見茶山九十翁。”而文天祥的詩句，更以茶說國破家亡之事：“男兒斬卻樓蘭首，閑品《 茶經 》拜羽仙。”
這裏的閑品《 茶經 》，叩拜羽仙，是以消滅侵略者為前提的，而斬卻樓蘭之後的生命指向，則是與茶共生。文天祥與六十六年前告誡子孫“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 示兒 》 ）後方逝世的陸遊，有著多麼共同的情懷。
陸遊有七子一女。其孫陸元廷，聞宋軍兵敗崖山憂憤而死；其曾孫陸傳義，聞崖山兵敗後絕食而亡；其玄孫陸天騏，在崖山戰鬥中不屈於元，投海自盡。他們不愧為陸遊的後人。
陳曼生和他的壺
人與器物的關係，我以為沒有誰比王小波剖析得更為深切了——“在器物的背後，是人的方法和技能，在方法和技能的背後是人對自然的了解，在人對自然了解的背後，是人類了解現在、過去與未來的萬丈雄心”。
陳曼生與他的紫砂壺之間，有一座通達的橋梁，它正是以陳曼生的萬丈雄心搭建而成的。
一般認為，明代進士吳頤山的書童供春為紫砂壺第一人，“供春之壺，勝如金玉”，供春製品被世人稱為“供春壺”。而後相繼出現的製壺大師，有以明萬曆年間的董翰、趙梁、文暢、時朋第四人為翹楚的“四大名家”，後有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大妙手”，清代有陳鳴遠、楊彭年、楊鳳年兄妹和邵大亨、黃玉麟、程壽珍、俞國良等國手，當代有顧景舟、朱可心、蔣蓉等一代大師……
有清一代眾多名家中，嘉慶年間的楊彭年製壺別出心裁，世人刮目，製品不用模子，隨手捏成，天衣無縫，被時人推為“當世傑作”。雖然如此，彼時製壺大師英雄輩出，楊彭年單槍匹馬，即便加上一個紫砂巾幗妹妹楊鳳年，在風生水起的紫砂美器創意時代，也不見得就能夠“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彭年兄妹以後在紫砂世界的地位，與另一個不曾親手製作紫砂壺的人休戚相關，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西泠八家”之一陳曼生（ 1768—1822 ）。正因為有了名士陳曼生與名匠楊彭年兄妹的強強聯手，世上才有了承載人類萬丈雄心的“曼生壺”。
陳曼生是我的杭州老鄉，名鴻壽，字子恭，因他以其號曼生命壺，世人記住了陳曼生。論社會地位，陳曼生實際上就是個七品芝麻官，嘉慶年間江蘇溧陽的一個小小知縣，但為官政績幾許鮮為人知，卻因他的業餘活動——創製紫砂壺，而流芳千古。這恰恰應了某條格言：看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要看他在八小時之外究竟做些什麼事情。
說起來陳曼生也算是書香門第出生，祖父魯齋先生，乾隆年間以博學鴻詞入詞館，以後當了江西瑞安知府。因為為政清廉，死在任職位上，幾乎沒有錢歸喪。魯齋的長子名叫陳京，便是陳曼生的父親。魯齋死時陳京年方十二，少年失怙，奉母食貧，一邊為仕途之路而學習經詩子集，一邊由興趣而旁及篆籀金石，兩下裏都舍不得放掉。陳京顯然是想走其父親的道路，然而運氣不好，屢試未中，隻好走南闖北，在各個官衙之中充當幕僚師爺，一度還棄文從商，跟著妻弟許君去雲南一帶開采銅礦。誰知妻弟許君猝死，“失銅價三千金，孤懸八千裏，勢且不返”。陳氏家道中落，應當始於此。晚年回到老家，以課孫為娛，作書畫自遣。陳曼生走的也是父親的老路，他和從弟陳文述相交甚密，倆人“同客京師，同官江左，前後三十年”，早年還一起同佐阮元幕府。阮元這個人很有意思，做過浙江學政和巡撫，又是清代著名的大學者，工隸書，造詣於金石考據、經學、數學，是個才通六藝的一代經師。陳曼生的詩書畫印諸藝，本有家學傳承，更與阮元熏陶教益有關。當時，金石篆刻等具有文人氣息的藝術形式頗為流行，由丁敬、蔣仁、黃易、奚岡和陳豫鍾、陳曼生、趙之琛、錢鬆八人組成的西泠八家，就是最有影響的篆刻群體，身為八家重要成員的陳曼生，其仕途的進取，憑借的正是他本人的才學與師友的提攜。
錢塘本為茶鄉，品茶又為文人第一件人間好事，陳曼生浸潤其間，自然深知其中三昧。後人還為之演繹出一段傳說，說的是曼生滿周歲時，家人將書、銅錢、算盤、毛筆等眾多物品擺放在一張大桌上讓其抓周，可小曼生對於身旁諸物無動於衷，徑直抱住了一把老茶壺，因“壺”在杭州人嘴裏即“福”之諧音，眾人皆大歡喜。此說似乎並不可真信，但杭州茶鋪林立，作為文人，陳曼生對紫砂壺早就情有獨鍾，那是說的通的。彼時，中國的品茗方式，早已從唐代的煮飲、宋代的點品發展到了明代的散茶衝沏，紫砂壺仿佛就是為這種衝沏方式應運而生的，因此，陳曼生一出生就抓紫砂壺，邏輯上完全成立。
嘉慶六年，陳曼生應科舉拔貢，嘉慶二十一年在毗鄰宜興的溧陽當了知縣，還帶了一大批親朋共事，現在知道的，有高日濬與改琦、汪鴻、沈容、郭麐等人。清代中期的士人早就沒有了唐時的豪情、宋時的理性，倒是承繼了明人的陽明心學，並演進為在日常生活中尋找人生真諦的情趣。故寒士一旦發跡，便以藝術化人生為終極目標。早已過了不惑之年的陳曼生與文人圈子便時相聚飲，吟詩、作畫、刻印，自己則做了一時的盟主。一天，他們發現在陳曼生客廳西側長了一株連理桑，眾人皆認為此乃大吉之兆。陳曼生則由這株桑樹聯想到白居易的“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乃改其齋為“桑連理館”。這夥文人遊士就在這桑連理館中品茗論道、鑽研壺藝，不亦樂乎。
身為東南佛國的杭州人氏，陳曼生篤信佛教，在他的書齋中設置了一間大居室，室中懸一巨幅“南無阿彌陀佛”之墨寶。眾人都知道他酷愛紫砂壺，平日賞壺、玩壺乃至日後設計壺式亦均在此。一日他的某位製壺好友在此賞壺，一時興起，建議他說：曼生兄既愛佛又愛壺，為什麼不幹脆就以“阿曼陀室”來做了此室之名呢？阿曼陀室，既有阿彌陀佛的意思，又有曼生的曼字，是兩者的結合。“阿曼陀室”從此誕生，成為曼生壺底那必不可少的壺文欽印及陳曼生留與後人的標誌性的文化標識。
陳曼生與曼生壺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呢？
評價一套茶具，本來首先應考慮它的實用價值。茶具隻有具備了容積和重量的比例恰當，壺把的提用方便，壺蓋的周圍合縫，壺嘴的出水流暢，色地和圖案的脫俗和諧，整套茶具的美觀和實用得到融洽的結合，才能算作一套完美的茶具。
但在陳曼生和他的同道看來，紫砂壺僅僅完成功能的作用，僅僅具有簡單意義的美觀，那便不是藝術的載體，稱不上是美器。既然那壺中所蓄之茶，早已不僅僅隻為人的生理解渴，更具備了精神的滋潤，那盛茶的器皿，自然在此理念統領之下綱舉目張，登堂入室，在藝術的殿堂安身立命了。壺形是否脫俗，壺銘、書法、印章、刻工刀法是否充滿文人雅趣，都成為欣賞紫砂壺的要義。明清一代的士子，是有其獨特的審美意趣的，在審美意蘊上主張平淡、閑雅、端莊、穩重、自然、質樸、收斂、靜穆、溫和、蒼老、古樸……總之，內心世界夠豐富了，眼前的物質世界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顯然，紫砂壺便成了此諸種意緒的載體。
在陳曼生之前，亦有人在紫砂壺的型製上做過種種審美的努力，亦有人在壺身上鐫刻詩詞格言。但將詩、書、畫、印同時集中在精心創製的壺身之上，則恰是從陳曼生開始的。說白了，陳曼生就是將紫砂壺做了立體的紫泥宣紙，來完成中國文人畫的意韻。而且，比之於常規的文人畫，陳曼生等人還做了一件創造性的事情——每一份立體的“紫砂宣紙”都是根據內容而特製的，因此，每一份“紫砂宣紙”也都是獨一無二的。
紫砂的造型能力特別強，因為從泥而來，上手並不難，做好卻極不易。這樣，就往往形成了文人動口動腦、工匠動手的強強聯手合作，如此，陳曼生與楊彭年兄妹就形成了天作之合。名士名工，相得益彰，可以說中國曆史上，沒有哪一個群體的工匠得到了如紫砂界那般崇高的地位。同樣，也沒有哪個領域如紫砂界一般推崇和實現了文人的創意。“人類了解現在、過去與未來的萬丈雄心”，再好不過地在紫砂壺上體現出來了。
傳世“曼生壺”，無論是詩，是文，或是金石、磚瓦文字，均鐫刻在壺腹或肩部，占據空間大而顯眼，所刻銘文篆、隸、楷、行書都有，行楷古雅，八分書尤其“簡左超逸”，篆刻追蹤秦漢。另外，陳曼生改革了以往傳統手法，將壺底中央鈐蓋陶人印記的部位蓋上自己的大印“阿曼陀室”，而把製陶人的印章移在壺蓋裏或壺把下腹部。從中可見，製壺伊始，陳曼生便清晰地定位了文人在紫砂壺創製中的不二地位。
奇妙的事情就發生在這裏：一方麵，因為要在紫砂壺上集中表現創造者的詩情畫意，便於壺上題識銘文書畫裝飾，造型便多以幾何形為主，比較簡潔，壺體較大。另一方麵，因為壺身不能過小，在儲水上又恰恰滿足了沏茶品茶者的日用需求。又因為講究壺體的線條流暢之美，壺蓋壺身壺嘴，反而更加講究一氣嗬成，天衣無縫，人們在品飲使用的時候，反而更加得心應手。紫砂壺的功能與審美，就如此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紫砂壺功能與審美間的高度統一，還表現在另一個特質——“把玩”之上。
中國人對藝術的欣賞，往往和對世界的認識一般，立足於天人合一、渾然一體。比如繪畫本來是一種視覺藝術，在中國人手裏，卻發展成視覺加觸覺的藝術。沒有觸覺的加入，那視覺的審美，仿佛也就不那麼完整了。因此，中國人的藝術欣賞中，誕生了一個特殊的詞，引申出一種特殊的審美品味，叫做“把玩”。中國畫之所以往往把畫卷起，或為長短軸，或為扇麵，或為冊頁，是為了小而輕便，能夠隨身攜帶。而紫砂壺的隔熱功能，恰恰就能夠使品茶者自如地將茶壺置於掌中，便於隨時品飲熱茶。這種將美器置於掌中的方式，可以近距離地品識紫砂壺之美，成就一個個掌中故事。紫砂壺這會唱歌的泥土，便成為詩人手中最合適不過的掌故。
所謂把玩，是一定要有觸覺參與其間的，說白了，是要有身體的介入的。在身體中，主要的介入者自然是手。砂罐砂也，把盞何人，那隻手是誰的手？那是名士的手，也是名工的手，是他們聯手創造了美，並享受著美。陳曼生自己不光設計、監製了許多傳世的紫砂壺樣，他還親自製作、篆刻了一些精彩的壺藝絕品。短短幾年裏，他寫下大量的壺銘。他銘刻在井欄壺上的格言這樣表達：“井養不窮，是以知汲古之功。”那種對知識的渴求，凝練而貼切。而在合鬥壺壺身上刻下的壺銘則寫道：“北鬥高，南鬥下，銀河瀉，欄幹掛。”銘文讀來帶有民謠風格，節奏跳躍，清新自然。合歡壺是曼生之所愛，壺銘曰：“試陽羨茶、煮合江水，坡仙之徒、皆大歡喜”，闡釋了“合歡”的真正意義，是知音知己同品好茶。
在我的長篇小說“茶人三部曲”中，貫穿著一把曼生壺，壺為方形，壺身上刻有十一字壺銘，曰：“內清明，外直方，吾與爾偕藏。”這把壺跟隨著杭氏家族六代人的命運起伏沉降，百年滄桑之後，幾離幾歸，終於回到杭家人手中。這世上一切珍寶都無法與它相匹的寶貝，隻要一麵掌就可以托起；它的美，隻要兩隻手就可以拱握；它的一切的價值，都可以攏於袖中。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寵辱皆為過眼煙雲。就這樣，那忠誠的紫砂壺，成了人們生命的寄托，最親密的接觸。
百年影像讀劉茶
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幅帶環境的彩色人物照片，圖像下麵有著這樣的解說：中國工頭在Chakva茶場。
Chakva，翻譯成漢語為恰克瓦，是前蘇聯外高加索黑海東岸格魯吉亞巴統北部的一個小鎮。攝影家眼中的“中國工頭”，名叫劉峻周（ 1870—1939 ），是被格魯吉亞人民稱之為紅茶之父的中國茶人。由他種植、創製的茶葉，享譽歐洲，被俄國人稱之為“劉茶”。
圖片來自老照片曆史檔案館的“照片中國”專欄。從圖像中看，劉峻周身穿富貴氣息的黃袍馬褂，外套藍色馬甲；腳蹬黑色長靴，頭戴黑色氈帽，精神矍鑠，顯示出移居他鄉事業成功的中國海外創業者的自信與勇敢。他的胸前，掛著一枚銀光閃閃的獎章。他的腳下和周圍是他自己栽種的茶苗，身後是青青的竹子，這些竹子也一並來自中國，並由他親自種下。
這是中國人在海外的最早的彩色影像，由沙皇時代的最後記錄者——俄羅斯早期攝影家謝爾蓋伊·普羅庫丁·古斯基拍攝。二十世紀初，謝爾蓋伊就有一個對俄羅斯帝國進行攝影調查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他贏得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支持。在1909年至1912年和1915年，他乘坐運輸部提供的一輛特別裝備的鐵路旅行客車，完成對十一個地區的攝影調查。1948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從其繼承人手中購買了這套俄國革命前夕的唯一圖像，並采用數字技術，將這套黑白照片轉換成了精美彩色圖像，共一千九百張。其中有數張圖片，都與劉峻周以及劉茶有關。而正是這位本是廣東人氏的劉峻周以及他的劉茶，與浙江寧波結下了深厚的淵源。
那麼，這張照片究竟拍攝於何年呢？
關於劉峻周與寧波的關係，經陳偉權、竺濟法等寧波茶文化專家的研究探討，已得出結論：劉峻周籍貫為廣東肇慶，少年時代隨其舅父來寧波習茶，並在寧波結識了俄商波波夫，遂決定隨其遠渡重洋，去格魯吉亞種茶。在劉峻周的玄孫、北大教師劉浩的介紹文章中，關於此事，亦有著清晰的記錄：
我家祖籍廣東肇慶。我爺爺的爺爺，也就是我高祖父，叫劉峻周，生於1870年。因為祖上三代都有戰功，他的父親更是在出征廣西時戰死沙場，作為遺腹子，所以高祖父一出生就得到了皇旨。皇上命他日後做“武秀才”“尉官”，總之是繼承他父親的職務，而且從未成年開始就享有官餉。
高祖父的母親生在一個大家庭，家族主要經營茶葉、茶莊生意。族中的孩子無論男女都上私塾，讀書識字，他的母親也是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
高祖父是獨生子，他從小就跟著母親學習，習武、騎馬等都成了他終身的興趣。後來他甚至給自己取了個別號叫“天涯馬癡”，因為他曾遠赴他鄉，和祖國相隔天涯。清末時期的廣東，革命浪潮高漲。高祖父的不少朋友都參加了革命，他自己也資助過同盟會。他的母親怕他被清政府發現，受到牽連，讓他離開廣東，不再習武。於是通過他舅舅的關係，高祖父到江浙一帶學習茶葉種植技術和茶莊經營。
此處所說的江浙一帶，指的正是寧波。劉峻周一年有兩三個月在家，其餘時間則在茶廠，在那裏待了五年：頭三年是實習生，後兩年則升為廠長助理。而也恰恰是在這個曆史時代，俄國茶商對中國茶葉產生了更為迫切的需求。
我們已知，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俄國當局和一部分經營茶葉的資本家，已經開始嚐試把中國茶樹引入俄國栽種。他們首先選中了與中國江南產茶區氣候相似的黑海沿岸試種中國茶葉。據記載，1847年高加索總督烏熱特佐夫下令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城市赫爾鬆的植物園裏試種茶葉，開了在俄國種茶之先河。然而，由於受技術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從未見過茶樹的俄國人無法獲取好的收成。但這並未能影響俄國人的種茶興趣。1884年，在彼得堡召開了一次國際植物園藝會議，一位名叫澤得利采夫的農學家在會上做了關於茶葉栽培的學術報告，引起了與會茶商的濃厚興趣。清光緒十四年（ 1888 ），波波夫茶葉貿易公司的經理——康斯坦丁·謝苗諾維奇·波波夫來中國考察茶葉種植技術。他先後在寧波等地了解中國茶樹的種植和茶葉的加工製造情況，深感掌握技術的重要性。也正是在寧波，他結識了劉峻周的舅父，並通過他的介紹認識了剛滿十八歲的劉峻周，這個廣東籍的中國小夥子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1893年春天，波波夫再次來到中國，再次考察了中國南方的茶葉生產活動，並正式向劉峻周發出建議，希望他能夠到高加索去發展種茶事業。關於這個建議，劉峻周在寫於1920年的回憶錄《 我生活勞動的五十年 》中這樣寫道：
我欣然接受了建議。一個新的國家吸引著我，在那裏我將成為種茶的先行者。得到我去高加索的允諾後，波波夫托我為他未來的種植園購買幾千公斤茶籽、幾萬株茶樹苗。最後決定走的有十二人：我、我的譯員和十名懂得種茶製茶技術的華工。我們同波波夫簽了為期三年的協議。
1893年11月，劉峻周一行來到高加索。頭三年他們做了以下工作：建起一個大暖房培育茶樹苗；在三個領地種下約八十俄畝（ 相當八十七點二公頃 ）的茶樹，並完全按照中國的形式建立了俄國第一座小型製茶廠，配置了揉撚機、碎葉機、幹燥機、分篩裝箱機等製茶機器，以當地的原料生產茶葉；在第三年收獲了上百普特的翠綠的茶葉，並用手工製出了第一批茶。劉峻周把它寄給了在莫斯科的波波夫。他非常滿意。此舉大獲成功，扭轉了幾十年來在黑海沿岸種植茶樹徘徊不前的局麵，在俄國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三年合同期滿後，劉峻周決定留下繼續工作，他被波波夫委派回中國購買一批新茶樹苗和茶籽。1897年5月，劉峻周帶著全家——母親、妻子、義妹、五歲的兒子和剛生下不久的女兒，還有十二名茶工及家眷，第二次來到巴統。
1900年，法國巴黎舉辦世界工業博覽會。琳琅滿目的產品中包裝考究的茶葉備受注意，它們來自印度、錫蘭（ 今斯裏蘭卡 ）、俄羅斯……中國當時正受八國聯軍的侵襲，沒有參展。結果，俄羅斯波波夫公司劉峻周茶廠生產的茶葉獲第一名，波波夫因世界最優質的茶葉獲金質獎章。
1901年，經俄國農業部長葉爾莫洛夫及皇室地產總管理局的農藝師H.H.克林根的舉薦，劉峻周被科丘別伊公爵領地的總管請到恰克瓦擔任茶廠主管，1901年3月開始履行職責。也是在同一年，他的母親病逝異國，並且就葬在了恰克瓦茶園之間。而恰恰是在為皇家莊園工作十年左右，劉峻周被授予“斯坦尼斯拉夫三級勳章”。而後皇室地產總管理局建議他加入俄籍，並許以前官之待遇。劉峻周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感謝他對我的關懷，但我作為愛國者，婉言謝絕了讓我加入俄籍的好意。”
我們深感興趣的是，這些照片讓我們看到的一百年前的茶樹，它們都統統來自於中國。然而，它們究竟來自於寧波，還是來自於廣州呢？
目前關於劉峻周出發地點，有兩種記載，一種說劉峻周從寧波乘船出發，到廣州，然後再由廣州出發，經印度洋，入紅海，過蘇伊士運河，橫越地中海，駛入黑海，所見所聞，豐富之至。劉峻周寫了許多旅行筆記，記下了各地風物人情，這些珍貴的資料一直保留了七十多年，直到“文革”期間被毀。
另一種記錄說劉峻周是從廣州出發。從劉峻周的回憶錄上，也記載了他在廣東雷州茶廠的工作情況，同時也記錄了他們這個茶葉家族與湖北漢口之間的關係。從近代茶史上看，湖北與俄國茶業之間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寧波與廣州，都是重要的通商口岸，都與劉峻周的茶事青春有著密切聯係，而寧波與劉峻周之間的茶業關係尤深。從茶葉種植情況看，首選之地當為寧波。因為波波夫當年帶著明確目的考察茶葉種植情況，首先到的就是寧波。而劉峻周經過多年的實地學習，肯定也是對寧波當地的茶苗茶籽情況最為熟悉。幾千公斤茶籽和幾萬株茶樹苗不是一個小數字，在什麼地方購買，在什麼地方裝船，這是很顯然的。所以我同意劉峻周在寧波做好出發前的準備，並從寧波出發前往廣州，再由廣州出發去格魯吉亞的觀點。同時，根據筆者的分析，劉峻周不管從哪裏出發，他所帶去的中國茶苗和中國茶籽，不會僅僅是一個地方的。因為到一個遙遠的異國去開拓茶園，要考慮各種不同情況，勢必會帶上各種不同品類的茶種，以求與當地的風土適應。因此，無論江南、閩、粵間的茶種，亦都代表著中國之茶，都有可能一起置於舟船，駛向遙遠的北方。
現在，讓我們回到以上那張影像，並得出這張影像攝於1910年的結論。其證據有以下三條：
一是劉峻周胸佩的獎章，正是“斯坦尼斯拉夫三級勳章”，因為頒布獎章的時間，恰在1909年與1910年之間；所以拍攝照片的時間不可能超過這個年限。
二是劉峻周彼時還身著清朝服裝。有趣的恰是，中國清朝的人戴著俄羅斯帝國的勳章。而根據後人對他的記載，劉峻周是一個充滿革命精神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剛剛爆發，他就帶頭剪掉了辮子，換掉清朝服飾。所以這張影像，不可能發生在1911年以後。
三是攝影師在拍攝這張影像之時，還拍攝了相關的另一些照片，包括以下兩張：
一張為茶廠的稱重室。恰克瓦茶廠進行包裝和稱重的場所。
另一張是在恰克瓦茶山上采茶的當地女工，這是最能證明拍攝時間的證據。因為當年攝影師在拍攝這套影像時，對每一張都記錄下了照片的內容，而以下這張影像，記錄的照片說明，正是1910年在黑海巴統恰克瓦茶山上的采茶婦女。從中我們印證劉峻周影像的時間，因為包括劉峻周影像在內的這幾張照片，肯定應該拍攝在同一時期。
在這張照片上，我們親切地看到了滿山的茶樹。從形態上看，與我們在江南看到的灌木型的茶樹、種植方式、采茶人與采茶工具，都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今天，整整一百年過去了。格魯吉亞人依舊以“伊萬·伊萬諾維奇·劉”的稱呼提及劉峻周；他居住的恰克瓦村，至今保留著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劉茶”茶園；巴統市的博物館，陳列著他的照片，包括我們看到的這些一百年前的影像。這些彌足珍貴的影像印證了中華茶人與茶葉的悠遠曆史與光榮道路，值得我們後人永久懷念。
茶者神聖
當代茶聖吳覺農，為我浙東上虞豐惠鎮人氏。許多年前我為中央電視台撰稿大型電視專題片《 話說茶文化 》時，其中專門有一集，是講述他的。上虞離杭州不算遠，汽車一小時就到，我也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專程去過，就住在吳覺農先生的學生老茶人劉祖香先生家中。劉老陪我去了三界茶場，感受了吳覺農先生當年在這裏留下的足跡。在吳覺農先生居住過的地方的一口井旁留影紀念，又去了劉老當年在吳覺農先生支持下開辟的茶場——在此之前，我還從來沒有領略過如此壯觀的茶園。吳覺農的出生地上虞豐惠鎮我是早就去過的，那的確是一個古老的茶鄉。
歸途中，我模模糊糊地想過，如果有可能，我也許會對吳覺農先生事茶的一生做一個較為完整的敘述。
但此念頭幾乎隻是一閃而過，因為我雖然在中國茶葉博物館工作過，但多年來從事的還是文學事業。當時正在寫長篇小說“茶人三部曲”，裏麵即便涉及了吳覺農，但畢竟是從文學角度來解讀其人其事的，這和真正的傳記有極大的區別。真正要想寫一部這樣的人物傳記，要下的功夫很多。
孰料十年之後，這一選題——撰寫一部《 茶聖——吳覺農傳 》的傳記作品，竟然作為任務落到了我的身上。而我也幾乎未加思索就一口答應下來，仿佛這從來就是我的分內事，隻待一聲呼喚罷了。
最早知道吳覺農先生其人，是我1989年底調入中國茶葉博物館參與布展時。茶史廳後期的陳列部分，不但有吳覺農先生的題詞、照片，更有吳覺農先生的一尊頭像。那題詞，便是著名的“中國茶業如睡獅一般，一朝醒來，決不至於長落人後，願大家努力吧”。我常常在題詞前走來走去，聽館裏同誌講，他剛剛去世不久，被譽為中國當代茶聖。
其時我對茶葉還未有更深入的了解，隻是因為要拍攝茶文化專題的電視片，又因為要寫有關茶人的小說，在資料室裏惡補茶文化方麵的知識，這才有了對吳覺農先生的進一步了解。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有機會去北京走訪吳覺農先生家，見到吳覺農先生的夫人陳宣昭和哲嗣吳甲選，對其生平、性格及對茶葉的貢獻也就有了更深的印象。我與當代茶聖一家，因為茶緣之故，從此建立了一份自然親切的信任與友情。在我的小說“茶人三部曲”第一部《 南方有嘉木 》中，已經有一段涉及了吳覺農，那是講吳覺農求學東瀛之際，很短。但是在第二部《 不夜之侯 》中，整個序言大部分內容是以吳覺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茶事活動展開的。小說寫到了抗戰期間的以茶易武器，講到戰時的茶葉統購統銷政策，講到了複旦大學茶學專業的建立，甚至還直接引用了一段吳覺農在複旦大學的講話。記得與此同時，電視連續劇《 南方有嘉木 》籌備開拍，作為編劇，我還特意設計了一場吳覺農因為茶事與日本人打起來的故事。因為知道生活中的吳覺農是高個子，體育很棒，身手矯健，所以設計了他幾拳把汙辱中國人的日本人打得鼻青眼腫的情節。惜乎導演未用，否則，我們的當代茶聖在熒屏上自有一番風采。
小說第二部清樣出來後，我擔心有不夠準確之處，特意將序寄往北京吳甲選先生處，請他過目，得到他的肯定之後，才交付出版社出版。
1995年，我開始陸續發表一組以“愛茶者說”為主題的隨筆，寫到吳覺農這一篇時，特意又重讀一遍《 吳覺農選集 》。那是一個深夜，讀到《 中國茶業改革方準 》的結尾部分時，突然驚跳起來，恍然大悟：原來我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吳覺農的題詞，卻是出自他二十餘歲時的這篇重要的茶學論述之中。
在將近半個多世紀之後，為什麼吳覺農還會想到要用這一段文字來作為對後人的激勵呢？那個夜晚，我想到了茶史廳最後的陳設板塊中那四個字：薪盡火傳。就我和吳覺農先生之間而言，不正是這樣一種源遠流長的關係嗎？中國茶葉博物館正是在吳覺農九十華誕時倡議建立的，而我也是因為籌建茶葉博物館才調入其中的。正因這樣的生命軌跡引導了創作軌跡，與茶葉的關係密切了，才選擇茶人作為題材進行創作的。
我隱約地感覺到，和吳覺農這位當代茶聖的關係，並不會因為我調離中國茶葉博物館歸隊文學而結束，我的茶人生涯還會有下文。
就這樣，終於到了寫吳覺農傳的時候。撰寫這部傳記的過程，是我再一次認識吳覺農，再一次接受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教育的過程。誠如劉修明先生在《 茶人、茶品和人品 》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學者與茶人高尚的人格力量成就了他的學術，他的學術又同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事業合轍。”
至少有那麼幾點認識是我在撰寫此書過程中日益深化的。一是吳覺農讓中國當代茶人產生高山仰止般的崇敬的原因。吳覺農與許多自然科學家的最大不同，在於他早年從茶學起步的同時，也開始走進社會學家的行列。他一生都過著一種雙管齊下的生活，他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得如此天衣無縫，並天才般地形成實踐思路，完全地投身於中華民族的茶業之中。他那以艱苦卓絕的努力而達到的成就，是單純在自然科學領域裏研究的學者絕不能達到的。這一體會是在我多年來研讀《 茶經述評 》時越來越深地感受到的。《 茶經述評 》多層次多角度地體現了吳覺農茶學精神的博大。這部書重疊了那麼多信息，文化的、文學的、民俗的、政治的、經濟的、國際的、國內的、植物學的、生理學的、藥物學的、茶學的，那是一個單純研究茶葉的人絕對到不了的深度和廣度。這部書，是當得起“博大精深”這個評價的。我還有一個體會，吳覺農的文字敘述之好，讓我這個以文學為生的人深深感慨。說實話，如果他當年放下茶學，專心以賣文為生、出版為業，他今天也必定是這一行中的大家。
我們知道，一般學者的事業途徑，往往是先確立一門學科作為其主攻方向，待取得一定成就、有社會知名度時，往往又開始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以知識分子的立場對社會發言。也有相反的，青年時代投身於社會政治的實踐，然後反身於學術，成就一代大家。而如吳覺農那樣，從事業起步時就左右開弓，兩套武器同時開打，而相互之間不但不互相幹擾，而是互相支持、互相促進，同時到達高峰，這是很罕見的現象，是值得我們今天的人來認真思考的。
我以為，當今中國茶人中之所以還未有一人能夠到達吳覺農先生的高度，正是在於他的那種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融會貫通的境界，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到達的。
在撰寫此書過程中日益感受到的，還有吳覺農先生與茶相通的那種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事像。吳覺農先生無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他的精神品格中的對儒家文化，以及浙東學派中義利並重、農商皆本的價值觀的傳承。中國思想史上的浙東學派是有著其深刻的實踐意義的，明末黃宗羲就是上虞、餘姚一帶人，浙江的文化傳統中因此而有著即知即行、創利為榮的要素。這一思想深深地影響著吳覺農，所以吳覺農的愛國主義並非書本上的愛國主義，口號上的愛國主義，實驗室裏的愛國主義，他的愛國主義精神，體現在了每一片茶葉身上，深入到每一個茶人心裏。
吳覺農是一個有大愛的人，因為有大愛而有大抱負，真是天降奇才於中華茶業。若無此愛，你根本無法想象，在抗日戰爭爆發的最艱苦的歲月裏，華茶的生產和銷售不但沒有隨著戰爭而凋零，反而達到了新的高度。若無對祖國的大愛，你根本不能想象，他開拓了那麼多的新領域：茶學教育，茶學科技，茶葉銷售，茶業產地檢驗，茶文化研究……中國曆史上和現代社會裏絕不乏愛茶之人，但把愛茶與愛國、愛我中華民族完完全全地重疊起來，為之奮鬥、呼號，嘔心瀝血，慘淡經營，屢戰屢失，屢失屢戰，直至看到光明的到來，我以為，當今中國茶人，覺農先生為第一人矣！
越是深入地了解吳覺農先生，就越敬仰他的品格。但在敬仰之餘，不免還感到悲涼：盡管在有關吳覺農先生的資料裏麵，我並沒有找到他內心的片刻的沮喪和那英雄無報國之門的悲涼，但我還是從他漫長一生的經曆中讀出了“無奈”兩字。吳覺農的青年時代，是在最水深火熱的年代中度過的。當他立下茶業救國的誌向時，他和那個時代的青年的命運一樣，不能夠實現自己的抱負。他一生中最集中最可留戀的事茶歲月，就要算是在上海商檢局的那六七年之中了，他晚年回憶起這段歲月，也以為那是他事茶生涯中較為愉快的時光。即便如此，像吳覺農這樣無黨無派、沒有家庭背景、從鄉間走出的知識分子，並不能夠真正實現自己的理想，反而常常處在受排擠和冷落之中。不說別的，就是在他的倡導和操持之下才成立起來的中國茶葉公司，真正掌權的也不是他，而是並不真正懂得茶葉的人。為了抗日，他在香港籌建了富華公司，但富華公司最終還是被有背景的人所把持。他籌建了複旦大學農學院茶學係，雖然當了係主任，但依舊受到學校右翼勢力的排擠。他最終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懷疑，好不容易去了武夷山中專心研究茶葉，在取得很大成就之後，抗戰勝利，一紙公文，不但研究所被解散，連自己的職業也失去了。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前幾年，吳覺農感覺到華茶複興的時代到來了。他在那幾年所做的工作，可以說奠定了新中國茶事業的基礎。但正當他年富力強、茶葉事業順利發展的時候，卻違心地辭去了他的茶葉公司總經理的職務。我曾就此采訪過許多人，大家都說不清楚究竟是什麼原因，便統歸於大環境。把茶視為生命的人，卻一刀把自己與茶切開，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1956年，吳覺農的農業部副部長的任期結束了，從此連間接地關注一下茶，也要顧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他要邁步向前，偏偏就有許多不可逾越的障礙。有多少中國知識分子在當年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一生夙願未償啊。
好在吳覺農長壽，他等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八十歲以後的十年中，老茶樹吐露出新芽。他一生中的兩大重要的茶事就誕生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十年：一是他倡導的中國茶葉博物館建立，二是他主編的《 茶經述評 》出版。晚霞如此燦爛，晚年碩果如此豐盛，這恐怕也是一般人所難以達到的後勁吧。若他一生中最年富力強的那段歲月能夠始終與茶在一起，依他那充沛的精力，真不知能為茶界繪製出多少美好的藍圖呢。
希望喝茶的中國人都能記住吳覺農這個名字，當我們捧起茶杯時，不要忘記，那裏麵有著他散發的馨香。
晚芳精神一株茶
說到人與萬物的對應，並非一定要形似——您能說莊晚芳先生長得像一株茶嗎？他高高瘦瘦，八十歲了還是一個“帥”字，手裏拄根拐杖，昂著尖尖的長下巴。他身上有一股傲然的氣場，還有種不管不顧一意孤行的執拗。他年輕時應該是像那個美國電影大明星派克的——和赫本在《 羅馬假日 》裏配戲的記者。他哪裏是像一株茶的呢？他是那麼峻急、凜然的老人，有點兒像籬笆前的那些虎刺樹。
當年，對我們這些年輕茶人而言，莊晚芳先生是一個傳說。1990年夏，因為布置中國茶葉博物館茶史廳，上了四幅茶人圖片。一幅吳覺農，公認的當代茶聖。另三幅，一幅王澤農，一幅陳椽，一幅莊晚芳，那時都還在世，為公認的茶界泰鬥。我和同事們沒日沒夜地布展，有時會在大廳地上坐一會兒，看著他們的圖像在牆上移來移去。管事的領導一會兒把這個放前麵，一會兒把那個放前麵，時不時地跟我說一說那一代老人之間的軼事。而我則在聖殿之外，心裏懷著對他們每一個都不以為然的陌生。我那時候隻認可兩個界別——文學界、新聞界，從來不知道世界上竟然還有一個茶界。“真是匪夷所思，連茶都能成界了……”我在心裏就那麼嘀咕著。
那幾位長者就在展示區靜靜地看著我們。吳覺農先生是一尊胸像，因為設計者將他的中山裝風紀扣打開了，看上去質樸有餘。其餘兩位都長得慈眉善眼，恰如循循誘導的君子。唯有莊晚芳先生，瞪著眼睛，深凹的眼眶，長長的壽眉，舊的中山裝，有力地豎著一根細長的手指，慷慨激昂地說著什麼，顯然這是一張正在會上發言的圖片。他看上去像個布道者，因為用力太多，嗓音嘶啞了。
1990年10月初，中國茶葉博物館試開館，我在接待室負責接待來賓。莊晚芳先生被請來了，身邊圍著一大堆學生弟子，我根本走不過去。那一刻我開始意識到，在這個世界上，茶界是有的，而且還是個不小的、很關鍵的界。熱鬧過後，我在館中的人行道上看到他，旁邊有一個弟子攙著他，從遠處走來。他身著蟹青色便裝，單手執杖，急切地說著什麼，細長的手指揮來揮去，穿行在他的典型的閩南方言中。他的聲音果然是尖利而略帶嘶啞的。在此之前，作為博物館的籌建者之一，我多少還是聽說過來自各個不同方向的意見。而這些泰鬥們的意見，顯然對我們這些晚生之輩是十分重要的。此刻，泰鬥之一從我對麵走來：腳步顫抖，目不斜視，麵容削瘦，一雙壽眉展翅欲飛，眼角、麵頰間老人斑清晰可見。他正在陳述著意見，精神強硬，沉浸在吾道不孤的熱憤中。他就這麼激烈地從我麵前擦身而過了，我望著他瘦削的背影，立刻明白了，在這個廣大的人世間，為什麼還會有一個“茶界”。
我後來認識的莊晚芳（ 1908—1996 ）老人，就是這樣一個呼嘯的、呐喊的人。噢，或者說，他就是一株呼嘯呐喊著的老茶樹。
作為一生事茶的莊晚芳先生，其茶學家、茶學教育家、茶葉栽培專家，以及中國茶樹栽培學科奠基人的身份，毋庸置疑。他在茶樹生物學特性和根係研究方麵取得重要成果，包括晚年致力於茶業的宏觀研究，對茶曆史以及茶文化的研究等，自然都是當得起精神如茶之稱的。
至於說到先生與我的關係，竟然會如此深遠，以至於大大超過了我自己的估量。這亦如人們與茶的關係一樣吧。第一次與茶的遭遇，往往是淡淡的甚至記不起，但從此一生相守，曆久彌堅，又有多少他物能夠比擬呢！
甚至我想，莊先生生前也未必能夠估計到，我最後竟然離開文學圈子，直接投身到他一生所從事的茶中。這樣半路出家，成為一名從事茶事教育的高校老師，當然是和莊先生有最直接關係的。莊先生差不多大半生都在高校教學，當我與他相識的時候，我隻不過是提前與我自己的命運遭遇了而已。
說“先生精神一株茶”，首先精神在其清潔的品格上。地道的茶人，往往是一些有潔癖的人，或者說是有精神潔癖的人。這也是茶人圈子裏普遍具備的、千年以降一直被承傳的茶人精神。春秋時代的齊相晏嬰，是被後世茶人列入芬芳隊伍的，說他是如何清廉的一個高官：吃飯，幾個雞蛋，一點兒素菜罷了，史官的記錄是“唯茗菜而已”。後世也有學者認為春秋那會兒，人們還沒有與茗為伍呢，這個“茗菜”實際上是錯別字，應該就是“苔菜”。可是作為茶人，我是理解那個“茗”字的。茗就是茶啊，古人說了，早些時候采的茶叫“茶”，晚些時候采的茶就叫“茗”了。有了茗，莊先生的精神就從春秋時期傳承過來了，說不定孔夫子也品過茶呢。孔夫子“吾日三省吾身”，那才是真正的精神潔癖呢！
從兩晉開始，茶就被賦予了廉儉的品質，吳興太守陸納稱其事業為“素業”，江左第一風流宰相謝安來拜訪他，他唯有茶果招待。那是貴族的高貴。可惜他那個侄兒土得很，偏偏以大魚大肉取代，以酒肉豪宴玷汙。謝安走後，陸納杖擊而痛斥。陸羽一生出入山林，不事王侯，以“精行儉德”相匹於茶。吳覺農先生說：“我從事茶葉工作一輩子，許多茶葉工作者，我的同事和我的學生，為茶共同奮鬥。”他們不求功名利祿，升官發財；不慕高堂華屋，錦衣美食；沒有沉溺於聲色犬馬，燈紅酒綠。大多數人一生勤勤懇懇，埋頭苦幹，清廉自守，無私奉獻，具有君子的操守，這就是茶人風格。所有這些茶的優良品質，我與莊晚芳先生相識前都還不曾接觸到，但莊先生以他的人格傳遞了這些精神。這第一杯的精神品飲，是莊先生傳授給我的。
屈指算來，我與莊先生相識，也已經有二十餘年了。自那次在走廊裏與莊先生擦肩而過之後，我就決定采訪這位老人。1990年的一個秋雨之天，我去了莊先生府上，算是真正認識了這位茶界泰鬥級人物。大學教師生活的質樸我是深有體會的，但莊先生的質樸還是超出了我的估計。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莊先生手拄拐杖、清臒鶴立的身形，第二眼看到的則是他家門簾和窗簾上的補丁，第三眼看到的是莊先生家客廳裏掛著的周恩來簽字證明莊先生革命經曆的文件。
現在想起來，莊先生在杭州金祝新村的家，也就幾十個平方米，水泥鋪地，幾件舊家具，說“身無長物”，一點兒也不誇張。這或許也是我精神上能夠享受到的茶人的最奢侈的禮遇吧。精神層麵上極為富有的人，不需要物質層麵的東西再來裝點。他在那兒，站著，坐著，不說話，都是財富。一開口，財富就噴湧而出。
我第一次到莊先生家采訪，家中就他一個老人，一個保姆。先生的夫人“文革”時因為是日僑，被作為日本特務對待，病重了不讓看病住院，最後死在了醫院的走廊上。家中子女都已長大，各自成家在外，莊先生從此孤身幾十年。我去時老人就像孩子有了同伴一樣開心，什麼好東西都拿出來給我看：他的蓋碗茶壺，學生寄給他的書，他自己寫的書……接著他就請我在他家吃了飯，其“素餐”營養，從此一生受用。當時我雖然已經在中國茶葉博物館工作，但學業是曆史，以往所從事的工作是記者，而真正的事業重心全在文學，我對茶人其實是無所知的。是莊先生第一次讓我看到了什麼是茶人，認識到了什麼是茶人。一個清潔的形象，一株豐富盎然的大茶樹的形象，一個令人尊敬和想象的人群。
我後來知道，莊晚芳先生是完全有可能成為豪富的。當年中國文學界有一個大獎叫“莊重文”文學獎，是香港一個名叫莊重文的大實業家設立的文學大獎，鄧小平當年還專門接見過他。其實這個莊重文，就是他的一個侄兒，當年還是莊先生把他帶到香港去發展的。出生於福建省惠安縣的莊先生，雖然幼年家境貧困，但1930年考入中央大學農學院，1934年畢業後到安徽祁門茶葉改良場工作。1939年才三十一歲就擔任了福建省茶葉管理局副局長，1943年被福建省農林公司聘任為總經理。他吸收僑資，改善經營，為閩茶複興打下基礎。實際上他當時應該算是一個有地位、有錢之人了。1948年，他先後赴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考察，訪問了老校長、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陳先生勸他回國從事教育，他深受啟發，隨即返回福建。從此一介布衣，為祖國服務，一生從事茶學教育，再也沒有移動一寸。
二十多年過去，莊先生賦予我的這個茶人形象，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無論轉型期的社會如何泥沙俱下，多元化的價值觀如何激蕩，茶人的真善美精神一直未變，就如高山頂上的一株茶，一年四季，春意常在。
先生精神一株茶，還體現在他的奉獻精神上。自我認識莊先生之後，承蒙先生厚愛，常去先生處聆聽教誨。他對我說，收我為他的最後一個弟子。他常常打電話給我，有一次我說好了到他家去包餃子，另請了他的老朋友、《 采茶舞曲 》的作者——音樂家周大風先生。結果老人心切，把時間想前了一天，頭天下午他就等著包餃子活動了，左等我不來，右等我不來，急了，打電話來問詢。我趕快解釋，心想這下完了，老人生氣了！誰知第二天去，那兩位老人看到我那個樂啊，我們一起包餃子，他們好奇地看著我把麵粉變成麵皮，變成餃子。哎，他們都是一些多麼熱愛生活的老人啊。
至今回想起來，我在他那裏，聽到的幾乎全是國家大事，茶界大事，種種建議、文章、活動，好像自己是沒有家事似的。實際上先生一生坎坷，老伴兒“文革”中含冤而死，兒女各為謀生散至四方。大兒子“文革”中精神受刺激重病在身，女兒從黑龍江支邊回來又遭車禍而亡，其餘子女人生道路亦有諸多不順。但我幾乎從未在莊先生處聽他跟我講述這些家事。隻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提到了家事，老人也有如孩子般的任性，因此讓兒女一時為難，他的解釋和態度也是如兒童一般的天真可愛。
往往，我一在他家舊沙發上坐下，他就立刻開始跟我用濃厚的閩南口音講茶事，聲音越講越高，越講越大。晚年他提倡茶德，常常自寫墨寶、條幅，多為茶之格言，我一去他就取出來給我看。關於茶德，他提倡“廉、美、和、敬”；關於人生，他強調“昨天，今天，明天”；關於這個世界，他關注的是“天、地、人”。我每次去，他都要跟我把這些思想講一遍，把手寫的條幅給我看，並且常常贈送給我。他也時有茶事方麵的文章給我看，這些點點滴滴的教誨，是我今天事業的重要知識支撐。
先生精神一株茶，更在於教會了我品茶、識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莊晚芳先生曾先後在複旦大學農學院、安徽農學院、華中農學院和浙江農業大學從事茶學教育。經他培養的本科生、專科生、研究生以及前蘇聯和越南留學生，約有兩千餘人。他的學生遍布全國各地，不少人已成為茶學專業的高級技術人才。1965年，他首次培養茶學研究生，成為我國茶學研究生教育的開端。
我本來並非先生弟子，就讀於杭州西溪的杭大曆史係，而先生從教的是杭州華家池農大的茶學係，一史學，一茶學，相距甚遠。但我自與莊先生相識後，幾乎覺得自己又開始讀農大茶學係。莊先生引領我入了茶文化之門，在莊先生的寒舍中，我認識了許多中國茶界的重要人物，他們有的是他的同事，有的是他的學生，有的是他的朋友，我們的關係由此保留至今。莊先生送茶書給我，有他自己寫的，也有其他人的茶學專著。他的《 茶學散論 》是我多年來學習的茶學專著。我準備寫“茶人三部曲”，首先就跟他說。為寫小說做準備，我先寫了一部茶史話《 瑞草之國 》。他為我親自寫了序，是用圓珠筆在格子紙上一筆一畫寫出來的。這部作品直到小說全部出版並獲獎之後才得以出版，那時序中他的名字上已經隻能打上黑框框了。
我的“茶人三部曲”中，第三部是寫到莊先生本人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莊先生曾經提出過茶葉越采越發的理論，當然這都是在一定的範圍之內的專家之言，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誰知“大躍進”時人們把他的理論盲目拿來用，對滿山的茶葉不加分析地亂采起來，結果又是給茶葉脫褲子，又是采冬茶，采下的老茶葉隻能拿石磨來碾，弄得老人家哭笑不得。我在寫這部小說時，既沒有請人寫序，也沒有做自我介紹，更沒有什麼個人的影像照片。最後隻在出版社的建議之下，請了莊晚芳先生，給我的小說扉頁題了“獻給全世界的茶人”的題詞。先生認真地寫了一條橫的，一條豎的，讓我選擇。1996年4月底，第一卷《 南方有嘉木 》出來了。我的責任編輯汪逸芳跟我商量，說想開一個首發式，問我能不能請莊晚芳先生來出席。我擔心先生的身體。那段時間他已經臥床不起很久了。好在出版社離先生家不遠，我抱著書狂奔至他家，首先送給他。老人高興啊，摸著書，說要看完。三天之後，剛過了“五一”節，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會長王家揚先生的電話，說莊先生去世了。我一聽真是蒙了，前幾天還是好好的！我一點兒心理準備沒有，直奔先生家，趴在先生身上放聲大哭，枕邊就放著我的《 南方有嘉木 》，還有一副眼鏡。先生是突然去世的，臨終前還在讀我的書。
《 南方有嘉木 》出版後，一些朋友見我辛苦，勸我見好就收，別寫了。他們不知道我是一定要把後兩部寫出來的，那天麵對老人遺體時我發了誓：我一定要把後兩部寫出來，讓他的在天之靈能夠看到。那些日子我確實有一種天命之感，我確實想過，莊先生為什麼在這時候去世呢？他看到了第一部，怎麼可以不看到第二部、第三部呢？這固然不像是一個受過現代化教育的我輩的情感方式，不過茶人這種精神品相中，的確是有著傳統文人的印記的，我亦不可避免地繼承之。
先生駕鶴西去之後，其遺骨是我和他二公子一起從龍駒塢殯儀館捧回家的。尊求先生家人同意，小說《 南方有嘉木 》與他的遺骨一起葬入南山墓穴。
先生的遺骨就葬在西湖南山，而且就葬在我父親葬地不遠之處。每年清明掃墓，我都要去先生處一並祭掃，無論第二部《 不夜之侯 》還是第三部《 築草為城 》，出版後我都手捧新著去老人墓前祈告，全書獲獎後，我也去他墓前告知。這都是極為私人的心靈交流，在鬆柏之間的茶人的默語。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莊先生教我如何品嚐烏龍茶。先生的手指細長，非常漂亮，他輕輕端起泡好的烏龍茶，告訴我什麼是關公巡城，什麼是韓信點兵。先生把若琛甌放到鼻前，左右細挪，久久聞之而不飲，其陶醉的神情曆曆在目。這也正是我養成了一杯茶衝泡之後往往端於鼻前久久聞之的原因……
我是在以這樣的方式紀念先生嗎？還是因為這樣的方式，使先生的茶人精神複活到了我們後輩的身上？
書架上端放著一盞蓋碗茶盞，白瓷彩繪，是莊先生當年親手送給我的。後來我把它送給了我的學校——國內外第一所茶文化學院，作為學院的創建者之一，在此，且讓我再衝泡一盞香茶，以敬愛、以懷想先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