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的馬，各個朝代，性價比也不一樣。宋代早些時候，一匹馬可以換一馱茶。往下走，一匹大馬就得拿一百二十斤茶。到明代時，商品交易細化了，上等馬，一百斤茶；中等馬，八十斤；下等馬，六十斤就可以對付了。
瀘定：大名鼎鼎的瀘定縣就在二郎山腳下，紅軍飛奪的瀘定橋也就在此地。瀘定橋建起來的本意並非為了讓紅軍來長征，倒是為了茶馬古道上的馬隊來長征的。從前沒有橋的時候，不知道多少運茶的馬匹和背夫在此過河喪命，所以，在整整三百年前的康熙大帝時代，皇帝下詔修橋，從此“大渡橋橫鐵索寒”，結束馬幫過河要舟渡溜索的曆史，大渡橋成為川藏茶馬古道上的第一橋。
瀘定橋是康熙金口定的名字，但康熙犯了常識錯誤。他本來以為大渡河水為瀘水，要它安定，故而取名瀘定。誰知大渡河根本不是瀘水係列，倒是沫水，當年郭沫若取名時就是用的沫水的意思。
茶背子過橋也是有講究的，朝廷在橋頭設了個茶關，人人得拿了引票，接受檢查。政府幹預，百姓們就跑了，這個地方反而冷落下來。
二郎山：茶背子最怕翻二郎山，說起來這座山也曾經是讓我產生歧義的。孩時聽大人們唱“二呀麼二郎山，高呀麼高萬丈”，二郎山簡直就成了一個輕鬆優美的審美對象，誰知它也是茶馬古道上的必經之地，是無數茶背子的鬼門關。1938年，南京金陵大學有個叫劉珍的老師，受國民政府派遣來調查南路邊茶的情況，回去寫了一個《 南路邊茶調查 》的報告，說：“川康道中背茶背子，每日皆在五百人以上，下至十歲幼童，上達六秩高齡老者，他們負重登越，艱辛異常。尤以大相飛越兩嶺，積雪飛霜行進更難，背夫收入甚微，冷饃炒麵度日，僅勉強能維持生命一線，吾人設身處地，又焉能過分責備人間地獄之苦力耶。”
我們無法體驗也不敢體驗當年茶背子們非人的勞動，他們一路行來，隻有工具四件：一副背夾子，一張背墊子，一根木拐子，一個汗刮子。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雅安城每天出來當茶背子的人有五百多。有不少茶背子就這樣把命丟在了路上。我在蒙山頂上的茶葉博物館看到的茶背子的雕塑群，真可以用“驚心動魄”來表達。而雅安茶人楊紹淮收集了一些茶背子的茶歌，比我傳遞的又不知要準確多少，在此就引用幾段：
秋天落葉到冬天，窮人害怕過年關。咬緊牙巴背茶去，掙錢回家好過年。
背子背出禁門關，性命好比交給天。山高水長路途遠，背夫步步好艱難。
陽雀叫喚桂桂陽，背夫背茶過二郎。打起拐子歇口氣，隻見岩下白茫茫。
就如偉大的長城由多少孟薑女丈夫的白骨築成，我們的茶馬古道亦是由多少茶背子的血淚流成。記錄下這些，正是告誡自己以及人們，不要忘記任何壯觀偉大背後的艱辛苦難。
而這一段路走下來，茶背子終於就到了終點站——康定。康定是茶背子背上的茶疊起來的地方，是要專門敘述的所在。
康定的鍋莊
康定，於我而言，以前完全是從那首《 康定情歌 》中得來的概念，很晚以後我才知道，康定還有一個硬繃繃的名字：打箭爐。
康定是靠著茶衝泡而成的。在清代之前，雅安、黎州是最大的茶馬交易處；清代，“茶馬交易”漸漸被“茶土交易”壓下去了，康熙皇帝還算順應時代，下了道詔令：“行打箭爐市，蕃人市茶貿易。”也就是說，可以在打箭爐這個地方開集市，讓藏人們到這裏來拿他們的土特產與漢人們的茶進行交易。
就這一句聖旨，從此，邊茶的交易中心，從雅安移到了康定。
康定這個地方在折多山下的河邊，沒什麼地方可農耕，也沒什麼地方可放牧，但它卻是西藏與內地的交通要道。從前這裏有許多的鍋莊。這個鍋莊不是圍著篝火跳藏族集體舞的意思，它回到了本意，就是人們圍繞鍋子座莊的一個地方。
據說，從前藏族的馬幫商隊到了康定，先搭好帳篷，然後就地堆三塊石頭以架銅鍋，熬茶做飯，鍋莊就此產生。大概因為康巴漢子們吃飽飯後睡不著，就圍著鍋子跳舞，最後，吃飯睡覺的事情被人隱了，跳舞倒成了人們以為的鍋莊。
當地的土司看藏人有這麼一個習慣，就幹脆在藏人安帳篷架鍋的地方蓋起了石頭房子，這樣，來來往往的藏人們和商隊都可以住，也省得搭帳篷麻煩。實際上，這就是當地政府的招待所、接待站，久而久之，發展成了集中介、食宿、貨棧、加工和金融為一體的經紀行業。個體老板也紛紛介入此行業。到清朝盛世時，官辦民辦加起來，發展到了四十八家鍋莊。
鍋莊裏，茶永遠是第一位的。寬大的院子裏，一定會有一個縫茶包的地方。因為人背的茶到此要換成馬背了，茶包就得換形狀。還有堆茶包的倉庫，當然，馬廄是少不了的。兩邊的廂房是住茶商們的，收拾得幹幹淨淨。
鍋莊的主人稱為鍋主，鍋主往往是女的。我看過一些女鍋主的照片和畫像，一個個都是美人，是可以參加今天選美的那一種。她們落落大方，笑容滿麵，漢藏兩語皆通，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是藏族人民的阿慶嫂。
雅安的茶一到康定，先入茶號的倉庫，然後茶號就得找鍋莊了。鍋莊呢，趕快去找藏商，鍋莊此時的身份就是經紀人。
藏商們就在鍋莊免費吃住談生意，連他們的騾馬也一並免費喂養。客人的生意一旦談成了，還是鍋莊出麵，把茶號裏的茶包運到鍋莊，再由鍋莊裏的縫包工重新包裝茶包，以便馬兒馱運。藏商們驗過貨，寫好送貨的目的地，馬幫這就可以啟程了。
這時候鍋莊們才開始收取傭金。兩邊的商人都對這中間人滿意。有的時候，買茶的茶商會向賣茶的茶號賒賬，得找個擔保人啊，那也是鍋莊的事情。鍋莊就兼起了錢莊的職責。
康定的鍋莊，現在是沒有了，真讓人懷想啊。
跑馬溜溜的山上一碗濃情的茶
曾經當過音樂老師的我突然明白了，我一直熟稔的所謂的《 康定情歌 》，實際上很有可能就是一首茶馬古道上的惜別離之歌。那張家的大哥，很有可能就是趕馬的漢子，而那李家的大姐，很有可能就是鍋莊裏那些忙碌的女人。
遙想曾經有過的那個年代吧——馬隊過來了，在鍋莊裏住下了，最多幾天就得走，但也夠一對對男女萌發情愫。夜幕降臨，星若粗鹽，撒落在院落上空。人們坐在篝火旁，一邊縫著茶包，一邊喝著濃茶，馬兒在馬廄裏悄悄地吃著夜草，濃暮中的男人們坐在一起，借著火光，就著藏茶吃飯。女主人額上滲著細汗，手提一把茶壺，為他們添茶續水，她們微傾的身姿是何其動人啊，她們拋來的媚眼是何其迷人啊，她們勞動婦女特有的健康的笑容是何其令人遐想啊。一天中也就是這時候，有一點點兒的歇息時間吧。於是，男人們心旌搖蕩，懷著露水般的惜情，唱起了“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雲喲……”
我從前總不太明白，為什麼張家的大哥強調愛上李家大姐的原因，是因為她們“會當家”呢？原來如此，當晚歸時分或暮色降臨，當他們坐在爐前喝茶，看著忙碌的女主人煮茶時映在牆上的綽約的身影，恍惚中產生他鄉為此鄉、她家為我家的錯覺，是並不奇怪的呢！也許，正是因為命裏注定的流浪，才讓這些明早就要趕馬遠行的漢子們唱出了渴望定居的男耕女織般的夢想吧。
也許當天夜裏就會發生一些故事呢，這是一些命裏注定美麗又絕望的故事，然後就是長長的告別和等待。誰知道呢？也許還有下一次的見麵，也許就此永別了。不知道多少趕馬送茶的張家大哥倒在古道邊無人問津，不知道多少李家大姐把一夜濃情煮成了一杯命運的終生苦茶。
所以，再唱《 康定情歌 》，永遠也不會有那種小康心情了，那是跑馬溜溜的山上一碗濃情的茶，那是悲愴的淒美的茶人的情歌。
馬上喝藏茶——紮西德勒
我已經拽住了犛牛的尾巴——雅安，但卻不能騎上牛背一路唱著《 康定情歌 》，往昔日的南路茶馬古道重鎮——打箭爐走一趟。我隻能站在南路邊茶的出發點望著雪域的方向，我的手裏有一杯濃香的藏茶。
雅安兄弟友誼茶廠讓我第一次飲到了藏茶。他們的廠長甘玉祥是個茶人世家子弟。我第一眼看到他大概隻花了幾分鍾時間，就猜測他曾經當過兵——果然當過兵。他用軍事化的方法強化茶人規則。比如他提出了“藏茶漢飲”的思路，讓一向隻給藏人喝的藏茶從此有了潛在的、廣闊的內地市場。
原來這裏從前還有著這樣的習俗，藏茶是漢人專為藏族同胞生產的，漢人自己一般不喝藏茶。甘玉祥要移風易俗，哪能這樣容易。他就站在廠門口，煮一大缸藏茶，逼著進廠的每一個人喝，不喝不讓進廠。
老總較起真兒來，誰還敢抵抗，喝吧。喝著喝著，發現藏茶還真好喝。
我們在一起開會，甘總上去發了一個言。他回憶往事，展望將來，是個有性情有想法的茶人。其中他提到了他家上輩中的一位抽鴉片，竟然把他們這個茶葉大家族都抽敗了。我暗吃一驚，這不是我的小說《 南方有嘉木 》裏的情節嗎？怎麼從東南沿海城市跑到中華腹地來了，看來天下茶人一家是一點兒也不錯的。
藏茶是磚茶，泡出來的湯色如琥珀，很香。我從雅安回來，帶回了一些藏茶。我馬上開始喝起了藏茶，一直喝到此刻，並且不停地在心中默念：紮西德勒！紮西德勒！中國的藏茶——紮西德勒！
戰爭與和平
乾隆皇帝在朝五十八周年（ 1793 ）之際的九月，恰逢他八十一歲的生日。在他的王土與高堂，萬壽無疆的頌歌響徹雲霄。
與此同時，在那遙遠的大洋的彼岸，大英帝國的君臣們正在熱烈地討論著有關東方那個神秘王國的故事。皇帝的誕辰啟發了他們的靈感，一支以祝壽為理由的外交使團宣告成立，一支遠洋船隊立刻組成，以圖真正意義上的近代首次東西方大帝國的相會。
使團團長，由前駐俄大使馬嘎爾尼擔任，使團全部費用，由東印度公司承擔。
成立於十七世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於康熙三年（ 1664 ）從中國運入一筒兩磅兩盎司的茶葉，作為貴重的禮物獻給英王。在此之前，英國人喝的茶葉一直是從第三國轉道進口的。國王對這種來自東方中國的神秘瑞草表現出極高的讚賞，英國直接進口中國茶葉的曆史自此開始。
國王對茶的熱愛離不開一個女人的引導。1662年葡萄牙公主凱瑟琳的出嫁英國，在世界茶文化史上增添了一位飲茶皇後。在此之前，英國基本上還是一個咖啡的王國，但茶葉的品質非常適應英國人據以自豪的紳士風度，朝野開始了以喝茶為高雅的時尚。倫敦一家極有名的咖啡店嘉拉惠於1657年改換門庭，張貼出了這樣一張廣告：可治百病的特效藥——茶！是頭痛、結石、水腫、瞌睡的萬靈藥！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但英王好喝茶，宮中卻大受益。一種英國人視為高貴飲料的茶，出現在貴夫人們的沙龍之間，成為時髦的象征。1669年，東印度公司再一次把中國的工夫茶葉饋贈給了皇後，頗得皇後的歡心。當年，英國就禁止茶葉再從荷蘭進口了，華茶立刻暢銷了全英倫，東印度公司因此而發了大財。
物質文明終於帶來了精神文明。茶香亦醉人，詩人並非隻有在舉著酒杯時方才吟詩。一位叫蒲伯的大詩人這樣讚美著喝茶的女王：
你偉大的安娜，
三個國家齊向你低首。
你有時和君臣商談大政，
有時也在茶桌旁激勵朋友。
另一位詩人華爾勒的讚美沒有前一位的神聖莊嚴，他眼中的茶葉充滿了性感：軟滑、醒腦、開心，像女人的柔舌在走動著的飲料！
這個不產一片茶葉的島國的人民，竟然成了世界上飲茶的冠軍。上午十時半和下午四時的飲茶習俗，成了生活中雷打不動的製度。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教授與大學生們坐在一起進行著學術交流時，他們的書籍旁少不了一杯茶——這種邊喝茶邊討論的傳統，被戲謔地稱之為“茶杯和茶壺精神”。
茶在英國，迅速地成為一種文化，電視台下午四時的節目被稱為“飲茶時間”。大文豪蕭伯納調侃地說：“破落戶的英國紳士，一旦賣掉了最後的禮服，那錢往往還是飲下午茶用的。”
一首英國民歌因此而這樣總結地唱道：“當那時鍾敲動第四響，一切的活動皆因飲茶而中止。”
英人喝華人產的茶，也是西方文化主動要和東方文化交流，但文化的符號不同，難免鬧點兒小笑話。比如中國的平水珠茶，向被稱為綠色珍珠，卻被創建於1706年的老牌英國茶商團寧公司誤稱為“綠色子彈”。還有一種茶名“格雷爵士”，這位爵士大人原本是個在中國的外交官，從清朝人手裏得到了一種玳玳花茶的配方，帶回國交給了一家公司試製，公司遂命名該茶為“格雷爵士”茶。
在馬嘎爾尼出使中國的那個世紀裏，茶在英國國民經濟中已經成了一項重要的收入。在下一個世紀中出任過英國大臣的羅斯托就曾說過：“國家不可缺乏的糧食、鹽或茶，如果由一國獨攬供應權，就會成為維持其政治勢力的有力砝碼。”
羅斯托的話中已經隱隱地含有了火藥味，茶在成為了一種商品的時候，無論它想怎樣的清高，都無法擺脫這無孔不入的金錢氣息。政府對茶很關心，這種關心終於體現在了法律之中。
公元1773年，也就是馬嘎爾尼進發中國的前二十年，英國國會通過了《 茶葉稅法 》，規定出口美洲波士頓的茶葉每磅征收三便士茶稅，波士頓茶葉事件由此爆發。1773年12月16日，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根導火線，在波士頓碼頭上點燃。作為美國人民的光榮，碼頭上至今還立著碑文如下：此處以前為格林芬碼頭。1773年12月16日，有英國裝茶之船三艘停泊於此。為反抗英皇喬治的每磅三便士之苛稅，有九十餘波士頓市民攀登船上，將所有茶葉三百二十四箱，悉數投入海中，是以而成為世界上聞名的波士頓抗茶會之愛國壯舉。
正是在這樣的世界大格局中，英國人把對市場的目光，射向了遙遠的東方，射向了神秘的中國。此時，英國進口的華茶，已經達到了每年一千零五十磅。英國文學家迪斯拉利曾評價說：“茶頗似真理的發現，始則被懷疑，最後乃獲勝利。”
而英國人的貨物，卻無法如願地打入中國的市場。他們曾經向中國運入中國人從未見過的美妙動人的鋼琴，幾年以後，中國的藝術家們依然故我地拉著他們那纏綿的二胡。無奈的英國人把鋼琴拉回島國時，又不死心地運來了銀光閃閃的餐具，一眨眼幾年過去了，銀具鏽跡斑斑的又被發回了本土。
英國和中國的貿易往來，就這樣始終處在一種逆差之中。這對一個稱霸世界的大帝國來說，實在是一件無法忍受的事情。
茶這東方神秘綠葉在英倫三島的傳奇，啟發了東印度公司的思路。這是一個既擁有著軍隊又擁有著金錢的實力集團。它一手握著劍，一手拿著賬簿。此時，它開始產生一個兩全齊美的夢想：將華茶移植到英國殖民地——印度，以改變那種要喝茶找中華的依賴情狀。
就這樣，東印度公司，把馬嘎爾尼和對茶的願望，同時送上了駛向大清王朝國土的“公爵”號和“豺狼”號等遠洋輪。
在1792年9月8日公司對馬嘎爾尼的訓令中說：由中國經常輸入的或公司最為熟知的物品是茶葉、棉織品、絲織品，其中，以第一項最為重要，茶的數量和價值都非常之大，倘能在印度公司領土內栽植這種茶葉，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作為大英帝國代表的馬嘎爾尼，當然更重要的使命，還是傳遞兩個大帝國之間最高統治者的意願，作為茶葉的使命，原本是順帶的。然而，這一次的外交出訪，並未達到目的，而失敗又是從最小的細節開始的。僅僅因為糾纏是單膝還是雙膝向中國皇帝跪下這問題，兩個帝國在最輕微的碰撞中彈開，並再也坐不到一起。故而，茶葉問題便上升到極為重要的地位。因為有了茶葉，馬嘎爾尼心理還算平衡。是華茶為他彌補了一切，把優質茶苗引入了印度，光這一項就不枉此行。
離開北京南下的返國途中，馬嘎爾尼使團由北京至杭州，複由陸路經浙江、江西及廣東至廣州。正是在這次的遠征中，他們在浙江與江西的交界處，得到了茶樹的標本。
1793年12月23日，馬嘎爾尼在廣州向東印度公司報告說：“總督（ 即新任的兩廣總督長麟 ）本人度量很是寬廣，斷不是小肚雞腸之小官可比。承蒙他的允準，我們找到了一些茶樹，這就是我現在擁有的幾種嫩樹和幾種適宜於成長的種子。我也和公司的想法一致，即如果能在我們的領土之內的某些地方種植這種植物而不是求助於中國境內，而且還能種得枝葉茂盛，這才能符合我們的願望。我所得到的數種正在生長著的植物，如果能精心培育，將來必定茂盛。放眼將來，喜不自禁。”
1794年2月，馬嘎爾尼又給當時的孟加拉總督素爾去信說：“……有精通農業者認為蘭普爾地區的土壤適宜於種茶。所幸的是，現任兩廣總督長麟利用赴任之際，同我遍曆浙江省，引我通過茶區，慷慨地讓我挑選幾棵茶樹之最良品種，我已經特地命令將之栽入適當的箱子裏，且以土培之，使其不致枯萎。”
就這樣，中國浙贛交界處藏之於深山的瑞草，從此來到了南亞次大陸恒河流域的加爾各答，落戶生根。而後，加爾各答植物園又向印度所有的苗圃送去了使團挖來的中國茶苗的後代。再以後，這種中國茶苗的後代又和印度本地的一種野生的茶苗進行雜交，形成了今日的印度茶。
“本人度量很是寬廣”的兩廣總督長麟，斷然不會想到這樣的較量。天朝中國向西方投之以桃的時候，也並未想要他們報之以李，更不會想到他們會報之以毒品。但一種植物的芳香還是引來了另一種植物的迷香。不再用得著鋼琴和餐具了，兩種植物各自從東方和西方出發，開始了它們近代史上獨特的遠征。茶是綠色、和平、溫良的，優雅而樂生的；罌粟花是燦爛、熱烈、奔放的，糜爛而破壞的。茶往西方去的時候，鴉片向東方迅跑而來。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華茶與鴉片的進出口比例已經是一比四。在長麟任總督的兩廣地區，吸鴉片者已經到處都是。當英國詩人優雅地把茶比作性感的女人時，中國的正直愛國的詩人們則正在為中國出現的大量的吸毒者而大聲驚呼。中國杭州的大思想家、大詩人龔自珍《 己亥雜詩 》中寫道：
鬼燈對對散秋螢，落魄參軍淚眼熒。
何不專城花縣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1839年，龔自珍的朋友林則徐到達了當年長麟出任總督的廣州，虎門一把大火，銷掉了多少鴉片，第一次鴉片戰爭，就此爆發。其時，天津、上海、杭州、福州、廈門、廣州等地，都成了著名的茶葉集散地。英國人，一麵充滿希望地等待著印度生長的中國茶葉大麵積地豐收，一麵急不可耐地從中國大量進口著華茶，同時，一麵又更急不可耐地向中國輸入鴉片。1842年中國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簽訂了《 南京條約 》，五口通商之後，快箭船載著華茶，全方位地駛向了太平洋和大西洋。1886年的中國，華茶出口量曾經達到了十三點四萬噸。幾乎整整一百年之後的1984年，中國人才再一次地超過了這個數字。正如馬嘎爾尼所說的那樣：“放眼將來，喜不自禁。”印度及東南亞一帶的茶葉開始生長起來了，一統天下的華茶市場被永遠打破了。
和我們這個龐大的東方民族一樣，在經曆了數千年閉關自守、唯我獨尊的生活之後，華茶的下一個大時代開始了。
扶桑國的那碗茶湯
唐元和十年（ 815 ），在中國，是唐朝的憲宗當政，而在日本則是平安朝的嵯峨天皇臨朝了。那一年的閏七月二十八日，一位到中國留學兩年後歸來的僧人空海，給天皇上了一份《 空海奉獻表 》，其中說道：“……茶湯坐來，乍閱振旦之書。”這便是日本人最早的飲茶記錄。
作為中國人的我，之所以要在這裏專門敘述日本茶道，乃是因為日本茶道的確與中國之茶學有著兒女與母親般的血緣關係。
應該告訴大家，就在空海錄茶之前的十年，另外已經有一位名叫最澄的高僧，從中國帶去了茶籽，種在了日吉神社旁邊。這便是日本最早的茶園了。這兩位大法師，前者創立了真言宗，後者創立了天台宗。他們和皇帝的關係都很好，他們之間，從前的關係也是極好的，且一同去了中國學佛，最澄還和他的弟子泰範，一起拜了空海為師。誰知這麼一來二往的，那泰範幹脆不要了自己的師父，跑到空海那裏去了。
最澄怎麼辦呢？他想到了茶，一口氣給從前的徒弟寄了十斤，想以此喚回那顆遠去了的心。然而沒有用，因為空海也有茶。
必須再說清楚，即便是這兩位大法師，他們也不是日本曆史上最早與茶接觸的人。真正寫下了日本飲茶史上第一頁的，是一位名叫永忠的高僧。他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說起來，和中國的茶聖陸羽還是同時代人。這個幸運的日本人在中國的寺院中大品其茶時，中國文人剛剛開始了他們那手釋《 茶經 》、坐以論道的茶的黃金時代。
日本僧人永忠回國之後，在自己的寺院中接待了天皇嵯峨。他雙手捧上的，便是一碗東土而來的煎茶。自此，平安朝的茶煙，便開始彌漫起高玄神秘的唐文化神韻。大和民族的詩人們吟哦著：“蕭然幽興處，院裏滿茶煙。”
在那個時代，日本這個島國的人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心態崇唐迷漢，從中國內地進來的一切東西，都讓他們心醉神迷，而那相當稀罕的茶，一時成為了風雅之物。
自然，在當時，茶是和日本的貴族聯係在一起的，民眾遠未到登場之際。而伴隨著茶之意象的，則是一幅幅奇幽的畫麵——深峰、高僧、殘雪、綠茗，正是這些畫麵，形成了弘仁茶風，也為日本茶道的確立提供了前提。
平安末期至鐮倉初期，相當於中國的宋王朝時期吧，日本文化，開始了它的獨立與反芻消化時期。淳熙十四年（ 1187 ），有一位四十六歲的日本僧人，名喚榮西，第二次留學中國，在天台山潛心佛學。五十歲那年，他回國的時候，在登陸後的第一站九州平戶島的高春院，便撒下了茶籽。
到了嘉定七年（ 1214 ），鐮倉幕府的第三代將軍實朝病了，榮西獻上了茶一盞，茶書一本，題曰《 吃茶養生記 》。將軍吃了茶，看了茶書，病也就好了。從此，榮西被奉為日本的陸羽，日本茶道史上裏程碑式的人物。
當時的寺院，有定期的大茶會，茶會上有的茶碗大得很，一隻茶碗可供十五個人喝。不過，即便是在那個時代，平民百姓還是喝不到茶的，他們對茶的態度，也可說是敬而遠之的。
就這樣，鬥轉星移，朝代更替，足利氏的室町時代，取代了鐮倉幕府的政權。在中國，這已經是元代與明朝的紀元了。大約就在這個時代，中國宋代的鬥茶習俗，傳到了當時的日本。武士鬥茶，成為當時吃喝玩樂時的重要內容。
奢侈的時代，也有獨斷專行的高士。這一位高士，竟然是一名最高的統治者——室町時代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 1356—1417 ）。他三十八周歲那年，把王位讓給了兒子，自己在京都的北邊修建了金閣寺。北山文化就這樣興起，武士的鬥茶也開始向書院茶過渡了。
九十多年之後即明弘治二年（ 1489 ），王朝已經進入了第八代的將軍義政（ 1436—1490 ）手中，他也仿效起他的先人來，隱居到了京都的東山，修建了銀閣寺。於是，區別於北山文化的東山文化，就此展開了。
我在這裏，要向讀者專門提及一位日本傑出的藝術家能阿彌。作為義政的文化侍從，他通曉書、畫、茶，還負責掌握將軍收集的文物。也正是這位能阿彌，發明了日本式的點茶法。在這種茶事活動中，茶人要穿上武士的禮服狩衣，布置好茶台、點茶用具，茶具位置、拿法、順序，進出動作，都有了嚴密的規範。可以這麼說，今日日本茶道的一些基本的程序，已經在這位文化侍從的手中，基本完成了。
讓我們來想象那一年的深秋吧。將軍義政眺望秋空，耳聽秋蟲悲鳴，不覺傷感，遂對能阿彌說：唉，世上的故事，我都聽說過了，自古以來的雅事，我也都試過了。如今我這衰老的身體，也不可能再去雪山打獵，能阿彌啊，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能阿彌就這樣回答他的主人：從茶爐發出的聲響中去想象鬆濤的轟鳴，再擺弄茶具點茶，實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聽說最近奈良稱名寺的珠光很有名望。他致力於茶道三十幾年，對大唐傳來的孔子儒學，也是頗為精通，將軍不妨把他請來吧。
一位茶道史上的重要人物，就在這一席談話之後，登上了曆史的舞台，村田珠光（ 1423—1502 ）由此成為將軍義政的茶道老師。書院貴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交融在了一起，日本茶道的開山之祖，就此誕生了。
村田珠光所出生的那個時代，恰恰在室町時代的末期，從朝代上來說，也就相當於中國的明代吧。正是在這樣一個時期，日本出現了一種由老百姓自己來主辦的茶會，人們把這種茶會稱之為“雲腳會”。在這種茶會上，各種身份的人們都可以聚集在一起，河邊、大廚房、小客廳，喝酒、下棋、品茶，十分熱鬧。按我們中國人的形容，應該被稱之為是下裏巴人的飲茶了。
這種下裏巴人的聚會中，奈良的淋汗茶會，是最引人注目的。所謂淋汗，也就是洗澡的意思。奈良有一個姓古市的家族，經常進行這樣的活動。他們專門為這樣的茶會燒了洗澡水，然後請了浩浩蕩蕩的洗澡大軍來入浴，洗完了澡，便喝茶，同時還可以享受瓜果，大家又是唱又是跳又是笑的，十分開心。
這古市家族中有兩兄弟，一個叫澄榮，一個叫澄胤，都是奈良的著名茶人。他們的師長，便是那個大名鼎鼎的村田珠光。
村田珠光也是僧人出身，十一歲時便入寺做了和尚，想來也是有過年少氣盛的時光，竟被趕出了寺門。十九歲時，他才有了一個好機會，進了京都的一休庵，跟著一休參禪，並得到了一休頒發的印可證書——宋代禪僧圓悟克勤的墨跡。這件墨寶，便成為茶禪結合的最初標誌，茶道界最高的寶物。從此以後，珠光把它掛在了茶室的壁龕裏，進來的人全都要向它頂禮膜拜，以示茶禪一味的道路。
然後，珠光在京都，建立了著名的珠光庵，以禪宗那種本來無一物的心境點茶飲茶，因此而形成了獨特的草庵茶風。他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青睞以後，在義政將軍的關照下，成為了一名大茶人。晚年他又回到了奈良，收了許多的門徒。臨終時，他說：“日後舉行我的法事，請掛起圓悟的墨跡，再拿出小茶罐，點一碗茶吧。”
村田珠光曾經留下過許多的至理名言。比如他就曾經說過：“沒有一點兒雲彩遮住的月亮，是沒有趣味的。”他還說過：“草屋前係名馬，陋室中設名器，別有一番風趣。”正是這個叫珠光的人，通過禪的思想，把茶道上升為了一種藝術，一種哲學，一種宗教。我們可以看到，恰恰是在這個時代，庶民為主體的鄉土文化，戰勝了東山為代表的貴族文化。
珠光逝去的那一年，又一位大茶人武野紹鷗（ 1502—1555 ）出生了。按照我們中國人對佛的世俗的理解，想必是有神秘的天意在這其中吧。
紹鷗是市人。這個地方靠海，城市便很繁華。而他的父親，又是一個富有的皮革商，他便有著比較充裕的時間來進行他的藝術活動了。二十四歲那一年，紹鷗先到了京都，跟著一個名叫三條西實隆的藝術家學習和歌，同時，又跟著珠光的幾位弟子學習茶道。直到三十三歲那年，他還是以一位連歌者的身份生活在京都的。那時的紹鷗，稱得上是一位瀟灑中人了。
三十六歲的那一年，紹鷗回到了故鄉，又過了一年，他收下了小他二十歲的千利休為徒。就這樣，浪漫自在的連歌生涯結束了，一名嚴謹的茶人和商人出現在人們的麵前。四十八歲那一年，他獲得了“一閑”居士號，他的茶道生涯，便也由此進入了黃金時代。
紹鷗的特殊貢獻，在於他能夠把歌中的道理用之於茶道，由此開創了新的天地。把和歌裱褙起來，代替了茶室的掛軸，使日本的茶道呈現民族化，便是從紹鷗開始的。
第一幅被掛出來的和歌，便是唐代留學中國的安倍仲麻呂（ 698—770 ）之《 望鄉》：“翹首望東天，神馳奈良邊。三笠山頂上，想又皎月圓。”
在這裏，紹鷗對珠光的茶道進行了改革和發展。素雅的風格被引進了茶道，高雅的文化生活開始回到日常的生活中去。我們或許能從紹鷗對茶花的態度中領略到一些什麼吧。有一次，茶會正趕上大雪天。紹鷗便打破了常規，壁龕上空空如也，隻在客人們的麵前，用他心愛的青瓷石缽，盛上了一缽清水。
十六世紀的中葉，在日本，恰恰是一個激烈的戰國時代。那時，群雄爭戰，以下犯上，風潮四起，對那些生死無常的武士而言，寧靜的茶室，應該算得上是一個靈魂的避難所了。同時，他們也把爭戰的因素，帶進了茶之世界。茶具在商人的手中，可以有傾城之價，爭奪一隻茶碗，也可以成為一場戰爭的起因。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武野紹鷗去世，千利休則繼之而起。
同樣是市人的千利休（ 1522—1592 ），也同樣出生在一個商人之家，自拜紹鷗為師之後，也繼承了珠光以來的茶人參禪的傳統。二十四歲之時，他已經獲得了“宗易”道號，後來，做了將軍織田信長的茶頭。織田信長死後，他轉到了豐臣秀吉的名下，又成了豐臣秀吉的茶頭。
秀吉與千利休，是我們後世茶人可以探究的命題。他們在永恒中相互對視，永恒中相互依存，永恒中相互對立。
出身平民的秀吉，渴望天皇的承認，而身為傀儡的天皇，也不可能不承認用武力統一了天下的武士。為了慶賀這樣的承認，秀吉舉行了宮內茶會，先由秀吉為天皇點茶，再由千利休為天皇點茶。
明萬曆十五年（ 1587 ）此次千利休主持的茶席上，秀吉在壁龕上掛出了中國元代山水畫《 遠寺晚鍾 》。大朵的白菊，插在古銅的花瓶之中，而茶盒，則是天下揚名的“新田”和“初花”，茶罐取名為“鬆花”，價值四千萬石大米。
六十三歲的千利休在這一生中最高級別的茶會上，獲得了巨大的榮譽。兩年之後，權力與茶道再一次結合。那一年，秀吉平定了西南、東南和東北的各路諸侯，便決定在京都的北野，舉行舉世無雙的大茶會。千利休責無旁貸地擔任了此次茶會的負責工作，而豐臣秀吉則發表了一個既專橫又豁達，既炫耀自己又體恤民眾，既向往風雅高潔、骨子裏又是赳赳武夫的布告。
1589年10月1日，北野神社的正殿裏，中間放置了秀吉用黃金做成的組合式的茶室。一壁的金子，金房頂金牆壁金茶具，窗戶上擋了紅紗。這套黃金茶室，可說是秀吉的獨一無二的創舉——在天皇麵前炫耀過；搬到九州炫耀過；在中國明朝的使節麵前炫耀過。也許，這次的北野大茶會，正是為了在老百姓麵前再炫耀一次吧。
陪著炫耀的是中國畫家玉澗的《 青楓 》和《 瀟瀟八景 》，看來，秀吉是特別地青睞玉澗了。
盛況空前的北野茶會，有八百多個茶席，不問地位高低，不問有無茶具，強調熱愛風雅之心，推動了日本茶道的普及。
是千利休，使茶道的精神世界一舉擺脫了物質因素的束縛，清算了拜物主義風氣。他說：“家以不漏雨，飯以不餓肚為足，此佛之教誨，茶道之本意。”
正是千利休，將茶道還原到本來麵目之上。他說：“須知茶道之本不過是燒水煮茶。”
當弟子們問到千利休什麼是茶道的秘訣時，他說：“夏天如何使茶室涼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暖和，炭要放得利於燒水，茶要點得可口，這就是茶道的秘訣。”
這位主張人性的大茶人，把他的茶庵布置得極小，兩三主客隻能促膝而坐，以此卻要達到以心傳心的作用。
千利休的茶具也充滿了他的個性，滲透著他的人生理想。從前從中國傳來的天目茶盞青瓷碗，過於的華麗，表現不了他的茶境，他便開始另辟蹊徑，使用朝鮮半島上傳來的庶民們用來吃飯的飯碗——高麗茶碗，且以手工製成、形狀不勻稱、呈黑色、無花紋的為最上等。
從本質上來說，秀吉是無法理解千利休的，這種不理解，逐漸地便惡化為不能容忍。用魚簍子做成花瓶，用高麗碗做成茶具，怎麼能被喜歡黃金茶室的秀吉接受？從六十歲到七十歲，千利休整整侍奉了秀吉十年。這樣的整整十年間，千利休的內心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呢？弟子接踵而來，天下無人不曉，君王手中的劍，僧人杯中的茶，他們之間的潛在的內心衝突，究竟是在怎麼樣地廝殺著的呢？
殘酷的事件看來已經無法避免，古稀之年的千利休，終於被秀吉命令剖腹自殺。
1592年2月28日，千利休在三百名武士的守護之下殺身成仁。那一日，電閃雷鳴，大雨傾盆，臨終前的千利休留下遺言說：“人世七十，力因唏咄，吾之寶劍，祖佛共殺。”
千利休，可以說是世界茶道史上第一個為信仰獻身的人了。從那以後，日本茶道從未中斷過它們的曆史，在千利休的後代中，逐漸形成了裏千家、表千家和小路千家。發展至今，日本茶道流派林立，形成了東方文化中特有的風采。在世界茶文化史的長河中，綻放了自己獨特的精神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