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因為不了解，才會產生恐懼。
日複一日，那片死亡森林再也沒有出現過什麼異常，或許那裏已經不能再稱為是森林，所有的樹木幾乎都被砍光燒毀。起先，一股股的濃煙衝向森林上空。士兵們把森林中的樹木作為燃料，燃燒腐爛了的屍體。最後不再有濃煙，那裏的土地變成了焦黑的顏色，我命令士兵們用生石灰填滿每道溝壑。隻有那個出過事的神秘入口再沒有人去動過，清理工作隻進展到那附近周圍。
在1944年春天，當這樁工作基本上完成後，死亡試驗區終於被消滅幹淨。那兒原有的東西蕩然無存，推土機已經把那裏幾百公畝的土地推成了一片荒地。根據我手裏的資料，前後大約三千名各種類型的人被送往森林，成為森林裏在劫難逃的一批犧牲品。與其它曆史上有記載的任何一處納粹集中營相比，這裏的死亡人數不足一提，從文字當中也看不出任何痕跡--納粹軍方在命令和文件中對所有滅絕人性的手段從不使用過頭的字眼，隻用“處置、執行、最後解決......”等代替，但隻有我知道這段曆史的真相。
在這個世界上與我共同知道這個秘密的人，那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哈勒上尉，在與我秘談後便率人奔赴了印度。但他們的旅程並不順利，在那裏被英軍逮捕。
直到多年以後才有人告訴我。在幾次越獄失敗後，海因裏希·哈勒率領眾人總算成功逃出戰俘營。繼續執行尋找“地球軸心”的使命。由於當時的英國印度總督派駐西藏的官員理查德森對德國人采取了寬容的政策，冒充德國商品推銷員的哈勒開始了他在西藏的七年之旅。
沒有人能夠說清哈勒和他的探險小組都去了什麼地方；有荒唐的傳說稱他們最終找到了“地球軸心”，但不知道怎樣操縱它。也沒有人說得清哈勒手下的3個同伴去了哪裏，因為直到戰爭結束，哈勒的探險小組中隻剩下他和另一個同伴。
據說1948年，哈勒在拉薩成為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和政治顧問。他曾與達賴長期保持著親密的關係，西藏被和平解放時，哈勒又逃往印度。這之後的事，我已不得而知，也不知道他是否仍然在世。
而在我心裏卻一直被沉重的負罪感所糾纏，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我背離了上帝，我的帝國屠殺了人民，我看到好人也被殺害；我看見虔誠在教徒也難逃厄運，我一度認為上帝不存在了......隨著時光的流逝我漸漸明白，我所經曆的一切正是上帝對世界的懲罰。我不斷地請求主饒恕我幹的許多違反主的戒律的事情。
裏奧一直在火堆邊安靜地聽著神父的講述，聽到這裏時變得大為驚愕，而丹尼爾在開始的時候將信將疑，最後漸漸深信不疑。丹尼爾沒說話，直到他確認神父所說是無可懷疑的了，然後繼續盯著神父。
“您所陳述的事實慘絕人寰，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但在那種陰森的氣氛下，人很容易產生可怕的幻覺，出現某種至今無法解釋的現象也不足為怪。”
“我的故事到這裏已經接近尾聲，”神父說道。
後來我知道，人們發現牽扯到此事的政府高官用鋼琴絲吊死在家裏，希姆萊大發雷霆，他身邊蠱惑人心的人類學家被送進了集中營，當時我們還在拉佐城郊清理著廢墟。我在1944年7月已經知道，由於盟軍已深入法國，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
在盟軍到來之前，納粹軍隊一直忙著逃往柏林和銷毀罪證。堆成小山的殺人記錄、文件被全部燒毀。軍隊裏根據希姆萊的密令開始處決可能成為人證的人員，除了多年幹雜役的特別隊員外，還包括長期在辦公室做文秘工作的文職人員。
我繼續按自己的方式行動，那些活死人的全部檔案在我手中，還有我的筆記。我希望有一天能把所有的罪惡公諸於眾，以在上帝麵前洗清汙跡。為保險起見，我隨身攜帶了大量檔案，並記錄了其中一些細節。
1945年春天，納粹日薄西山，我終於有機會逃到了法國人那裏。當時流傳著許多謠言，說盟軍抓住黨衛軍的人就立即幹掉。
但我需要一雙傾聽的耳朵，可是法國人把我當成了一個畏罪悔過的黨衛軍頭目。起初，審訊我的抵抗組織戰士不相信我的話，把我當瘋子對待，嚇唬說要槍斃了我。漸漸地，他們意識到我所提供情況的重要，我這才有機會替盟軍整理出一份詳細的報告，由他們交到英國秘密科研機關兩位科學家手裏。
後來我隨身攜帶的大量檔案被英國人沒收。納粹進行超自然試驗的檔案保密級別較高，按德國、英國和美國的規定，有可能在一百年後解密，也有可能永遠塵封在曆史中。
我被送到紐倫堡國際法庭，因為我提供了多數證據，審判者終於相信了我的辯護。我並未被判戰爭罪遭到監禁，但以一名前納粹分子的身份遭到了驅逐。從此我成了逃亡者，我將從這個世界銷聲匿跡，我的屍體會在多年以後被草草地丟進公墓。
曆史就是這樣善於以悲劇的結局收場。
丹尼爾毫不掩飾心底的不耐煩：“您後來更換了假名字，變成了另一個人，對嗎？”
克勞德神父臉龐透出一份激動，金色的角質眼鏡後麵閃爍著一雙深邃的褐色眼睛，點點頭：“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你感到納悶，讓我來解釋給你聽吧！”
在戰後的德國，在奧地利也是如此，有成千上萬沒有身分證的人在各處流浪。
戰爭破壞了一切，從蘇占區逃出來了幾百萬人，他們失去了一切，包括房子已被炸毀了。有的人的確是遺失了，另外一些人則是故意扔掉的；戰俘也同樣沒有證件。當他們被釋放時，英美的戰俘營主管部門隻簽發一張釋放證，而他們的真姓名和身分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個，沒有人去查問。
凡是證明我是黨衛軍的證件都扔掉了，並且我已經改名換姓。
戰爭剛結束後的時期裏，這種作法是行得通的，甚至大多數暗藏的黨衛軍戰犯都這樣獲得了新的身分。很多人都流亡到了國外。在戰爭結束前夕，德國形成了專門的組織，就是為了把受通緝的黨衛軍從德國轉移到安全地帶。逃亡者隻需填上一個假名字，貼上本人相片，找隨時準備幫忙的阿根廷領事館蓋個章，就可以搭船去布宜諾斯艾利斯或中東地區。
我有了新的護照，隨著成千名黨衛軍湧向南方，經過奧地利進入意大利的南梯羅爾省。我們一路上都有保證安全的房子供住宿。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從那兒前往意大利的港口熱那亞，或更往南一些的那波裏和羅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