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幹部，我願意受罰，罰多少錢都行。”陳素英被收繳營業執照後，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這個處罰，心裏狠狠地罵自己不爭氣，竟然眼圈一紅，落下兩滴眼淚，悲悲切切地乞求道：“我求你了，不要取消我的攤位，讓我有一口飯吃啊！”
在一般情況下，不法商販對工商所的處罰表示不滿，大都采取兩種辦法應對：一是來硬的，如同被激怒的野獸一般，采取死活不服的態度，大吵大鬧工商所，甚至指名道姓地喊打叫殺，直接威脅市場管理者的人身安全；二是來軟的，裝可憐地乞求放他一碼，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著求同情，那模樣仿佛比竇娥還冤。還有極個別的，軟硬兩手都很在行。真是人生百態，樣樣俱全。參加工作幾個月以來，何秋霖已見識過不少這樣的場麵。隻是今天麵對陳素英的痛哭流涕和苦苦哀求，為人善良正直的何秋霖也難免又是生氣又是可憐，對她深有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覺。
經商之道，以利為本，正所謂“無利不起早”。事實上，鼠目寸光的經營觀念，製假販假的經營方式，盡存於早期個體商販的經商活動中。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個體商販們並不知道允許個體經商的政策到底能走多遠，怕政策改變始終是他們的一塊“心病”。個體戶中的大多數人並不在乎明日是否還有經營之途，而隻在乎眼前的既得利益，即能把今天的錢實實在在地掙到手裏。
事實上，當年個體戶們心裏擔心國家政策會變，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在我國私有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是有過某些爭論的。1981年10月17日，在**中央、國務院的《關於廣開就業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幹決定》中指出：“在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占優勢的根本前提下，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長期並存，是我黨的一項戰略決策，決不是一種權宜之計。”其中具體規定：“對個體工商戶，應當允許經營者請兩個以內的幫手，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5個以內的學徒。”這個規定實際上允許個體戶雇工可以在7人以內。這就是後來規定雇工在8人以上叫私營企業的由來。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個體經濟就是雇工人數不超過八個。又叫“七下八上”：超過八個雇工的叫私營企業，屬於資本主義成分。低於八個雇工的叫個體戶。據說，中央當時對雇工問題還有“三不”之說，即：不宣傳，不鼓勵，不抵製。1981年以後，伴隨著個體工商戶可以請幫手或收學徒的寬鬆政策，各地個體工商戶的經營規模才得以發展，並開始出現了雇工越來越多的趨勢：八個，十八個，甚至八十個以上。麵對雇傭工人的這種變化，國內經濟理論界中仍然在為“個體戶有多少雇工才不算資本剝削”而各執一詞，爭論不休。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由當時聞名全國的“傻子瓜子”大王年廣久的雇工問題，引發了“安徽出了個資本家叫年廣久”的說法，從而導致社會上的激烈爭論。1984年10月22日，國家領導人***把“傻子瓜子”上升到個體經濟發展的高度上來，反問道：“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當個體戶雇工多少不再成為問題時，那些顯然阻礙個體經濟發展的“左”傾思潮也在一瞬間煙消雲散了。從此以後，個體戶的形象在人們的心目中才得以提升，並逐漸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這時再放眼全國，幾乎各地都催生出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第一批私營企業老板。可以這麼認為，當年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指導思想下，個體戶應運而生並且在社會上取得合法地位，是我國私有經濟蓬勃發展的初級階段，它為後來民營經濟的發展並走向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不容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