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不僅弓弩的殺傷力增強，而且裝備的數量也有所增加。唐軍中裝備弓的比例是10分，即平均每個戰兵都裝備有弓，裝備弩的比例是2分，即20%，專職弓弩手的比例也比前代增多達戰兵的30%(25)。以騎射為本的突厥等北方少數民族軍隊更是人人都是弓箭手。大量強弓勁弩對甲騎具裝造成了很大威脅。
隋唐之際還出現了由漢代的斬馬劍發展而來的陌刀(26)。陌刀兩麵有刃，全長一丈，重15斤，砍殺效能相當高(27)。陌刀是當時的常備兵器之一，軍中設有陌刀隊。據李筌《太白陰經》載，唐代一軍中戰兵為12500人，配備陌刀2500口占了戰兵人數的20%。
隋唐時代，斧有較大的改進，刃部加寬，柄卻減短，依其式樣分為長柯斧和鳳頭斧，砍殺效能都相當高(28)。具裝鎧的防護麵積雖大，馬腿卻難以防護，雖然弓弩難以射中馬腿、陌刀、大斧卻正可以砍?
從漢到唐，
長矛也得到了較大改進。晉代，出現了矛頭短而尖的改進型長矛，其頭部比傳統的矛頭要短，整體輕銳，使用靈便，刺殺效果更好，而且比較節省金屬，製作簡便，容易大量裝備，於是被廣泛地使用。唐代一般稱矛為槍，作為主要兵器，每個戰兵都配備一杆(29)。唐代的槍比前代的矛更容易洞穿鎧甲，而突厥人使用的長矛，其棱上有一個專門用以刺穿鎧甲的窄翼(30)。這些都使具裝的防護力相對下降，其必要性也相對下降。
綜上所述，隋唐之際殺傷兵器的威力顯著增長，給行動遲緩的甲騎具裝帶來了很大威脅。在軍事史上，當殺傷兵器的威力顯著超過防護裝備時，有兩種可能的反應，一種是設法加強防護裝備，另一種則是取消防護裝備，以減輕負重，提高機動性
14世紀的法國人采取了加強防護裝備的作法，用更重的板片式鎧甲代替鎖子甲但實際效果並不好。重裝騎兵在與英國長弓兵、瑞士長矛兵的戰鬥中連吃敗仗(31)。因為這種作法雖然提高了防護力，卻犧牲了機動性，而隻有機動性才能更有效地削弱對方殺傷兵器的威力
隋唐之際，采取了部分取消防護裝備，即取消馬具裝的作法，改甲騎具裝為人披鎧甲，馬不披具裝的輕騎兵，以高速機動來規避並進而壓倒對方的殺傷兵器，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其實，早在南北朝時期，即已有人卸去具裝，衝鋒陷陣，隻是還不普遍。
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劉宋與北魏的陝之戰中，宋將薛安都“睼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眾軍並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眾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眾無不披靡。”(32)數次衝入敵陣，而敵“夾射不能中”這充分表明卸去具裝，提高了速度的戰馬能有效地規避對方弓箭的殺傷。隋唐之際，戰馬普遍卸去具裝，以高速機動的輕騎兵突擊敵陣的戰術得到了普遍應用。如前文所述，唐太宗李世民在戰爭中就經常以其精銳的輕騎兵克敵製勝，或迂回敵軍陣後，攻其側背，配合正麵形成夾攻，或直接從敵軍薄弱部分突入，貫穿敵陣，然後從其背後再次衝入，反複衝殺，把敵陣攪得大亂，使之陷於崩潰
一般來說，武器裝備決定戰術的樣式，而戰術又會反過來影響武器裝備的發展。魏晉南北朝以來殺傷兵器的發展，決定了以機動為主的戰術代替以衝擊、防護為主的戰術，而這一戰術的使用又影響了以輕騎兵代替甲騎具裝的曆史趨勢。
三
再次，是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突厥輕騎兵的影響
隋唐之際對漢族影響力最大的少數民族是突厥，而突厥軍隊強調機動性，大量使用輕騎兵。從現有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來看，突厥騎兵是以輕騎兵為主的。西伯利亞米努辛斯克附近，有一幅約5—7世紀時突厥人創作的岩畫，畫麵上有一位戴盔披甲!手執長矛作刺擊狀的騎士，所乘戰馬並無具裝(33)。記述8世紀前期突厥貴族闕特勤戰功的突厥文《闕特勤碑》，描寫其在鳴沙之戰中衝鋒陷陣的場麵時寫道：“最初，他騎tad-iqin啜(cur)的灰馬進擊，該馬在那裏死了。第二次騎始波羅(isbara)yamtar的灰馬進擊，該馬在那裏死了。第三次騎yaginsilig官的帶有馬衣的栗色馬進擊，該馬在那裏死了。他的甲胄和披風上中了一百多箭，[但]未讓一箭中其麵部和頭部……突厥諸官，你們都知道他的進擊，我們在那裏把那支軍隊消滅了。”在這次戰鬥中，闕特勤先後乘騎四匹戰馬，其中隻有一匹帶有馬衣。該碑提到的闕特勤在曆次戰鬥中乘騎的戰馬共有十匹，而指出其披有馬衣的隻有一匹(34)。突厥文《闕利啜碑》中共有五處提到戰馬，其中三處都隻描述其毛色，而未指出其披有馬衣，另兩處因碑文殘缺而不詳(35)
可見，突厥軍隊中披有馬衣的戰馬隻是極少數，而且據國外學者推測，突厥的馬衣並非金屬具裝，而是皮革所製(36)。看來突厥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樣，從來不讓鎧甲的重量妨礙戰馬的機動能力。
創作於公元7—8世紀的新疆巴裏坤縣八牆子村岩畫《戰騎圖》上有兩位騎士、三匹駿馬，駿馬形體健壯，均無具裝(37)。創作於公元9世紀的新疆哈密市泌城鄉頭工村岩畫，在一巨石上刻有八位手執長兵器的騎士圍攻中央一位挺槍迎戰的騎士，騎士形態各異，或舉棒，或挺槍，所乘戰馬均無具裝(38)。巴裏坤、哈密一帶，在公元7—8世紀時是沙陀突厥的居地，世紀時是黠戛斯等族的屬地。新疆吉木薩爾北庭故城出土的高昌回鶻王室寺院西大寺中有一幅創作於，世紀的《王者出行圖》，其中畫有騎兵多人，都是人披鎧甲，馬不披甲(39)。這些民族是突厥的近鄰，且曾役屬於突厥，沙陀突厥和回紇(回鶻)，在種族上與突厥還是近親，其軍隊的編成、裝備等都與突厥近似。這也從側麵證明了突厥軍隊是以輕騎兵為主的。
唐初輕騎兵在編成、裝備、訓練、戰略、戰術等方麵都深受突厥的影響。唐高祖李淵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曾全麵模仿突厥輕騎兵的模式，訓練其軍隊，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李淵認為，”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陣”，行動迅速是突厥騎兵經常取勝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則可以戰而勝之。於是”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以突厥的方式加以訓練，”飲食居止，一同突厥”。“突厥每見帝兵，鹹謂以其所為，疑其部落”。後與突厥交戰，”縱兵擊而大破之”，致使”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40)。此後，唐王朝以精銳的輕騎兵平定天下，進一步從實踐中證實了其優越性。因而在唐代輕騎兵逐漸完全取代了甲騎具裝。
甲騎具裝的衰落與李淵模仿突厥輕騎兵訓練軍隊大致同時，決非偶然巧合，二者之間顯然存在著因果關係。
另外，唐初大量使用歸附的各遊牧民族的軍隊如上文所述之回紇等族的軍隊，而這些民族的軍隊大多與突厥一樣，主要是輕騎兵。使用歸附各族的軍隊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其裝備、編成的影響
四
李淵受突厥輕騎兵影響，依其模式組建輕騎兵之事，史有明載，而在這方麵受到隋末農民起義軍多大影響，卻缺乏明確的史料記載。而且李淵受突厥影響，組建輕騎兵是在其與起義軍發生軍事接觸之前的大業十一年(41)，大業十三年當其最初與起義軍相遇，即與曆山飛部相遇時，已有了較強大的輕騎兵，並依靠其輕騎兵取勝(42)。雖然起義軍由於缺乏裝備，其騎兵可能有一些是不披具裝的輕騎兵，或主要是輕騎兵，唐軍可能在對付起義軍輕騎兵的過程中，其自身的輕騎兵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李淵受突厥影響在前，所以不能認為唐代輕騎兵是受隋末農民起義軍影響才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