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可將史上“保台”之策與獨立等同視之，也不能任憑小醜玷汙先烈。
台灣成立三個衙門，任命了大臣，隻是方便對外聯絡交往所用。“所有應辦事宜，即著該衙門悉心核議，呈請撫台核奪。其餘地方民事，仍由道、府、廳、縣照舊辦理。撫台於外洋各國稱台灣民主國大總統，而於本省文武屬員仍照銜相稱。”
“台灣民主國”所製的長方形“藍地黃虎”國旗，盡寸比大清黃龍旗略小，虎象征的地位本來就在龍之下，加上特意使“虎首內向，尾高首下”，也是表示了臣服於中朝的。而所改年號“永清”，也寓有永遠隸於清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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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是中朝更可認為是中華。可惜那個滿清皇帝，卻沒有這樣的膽魄承擔重任。大清從此再沒有這個資格來繼續擔任中華正朔，事實上已經很清楚了。
對於台民成立“台灣民主國”、組織抗日自保，大清朝廷的反應竟然是一片慌張。
自此前聽說日本人已經準備大舉進攻台灣的消息之時，朝廷已經不敢存一絲挽回之念，隻要眼前能保持苟安也就心滿意足了。所以，隻謀求保遼東半島，一切關於保台的外交便偃旗息鼓，不再聲張。
十分可惜而令人心酸，台灣人民滿心希望借成立新政府來獲取外國的支援，卻最終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各國的承認，連同情都不會有。地球上什麼時候有國際間的公義，什麼時候能求來幫助？
直到現在，一些小國小民族的命運，還不是掌握在大國強梁的手中，你想獨立就獨立，你想統一就統一？霸權仍然可以打著人權幌子侵入別國，或為“消除威脅”不遠萬裏迢迢地去滅掉一個“鞭炮廠”，卻一邊指責我們在自己家的土地上“蓋房子”……而大國之間呢，麵對桌上高喊和平合作，桌子下麵“踹腳”，我們國家又有多少天不是在驚心動魄中度過？
對當時的台灣來說，中央朝廷都已經視之為棄地，視參與保台的愛國官兵為異己、為悖逆了，哪國還會在這個時候為台灣而與大清政府產生芥蒂，與日本發生齟齬呢？更不要說介入這場戰爭。
而且，為了“免致日人借口”，朝廷早就一麵電令唐景崧開缺“來京陛見”，“台省大小文武各員內渡”，一麵指示李鴻章催促李經芳迅速“前往商辦”，搞好交割，以示“中國並無不願交割之意”。[ 《清德宗實錄》]早脫手省得被燙著，完全是一副害怕被台灣連累的樣子。
現在台灣又搞出這麼個“民主國”，還非得“遙奉正朔”，估計大清嚇也要被嚇死了。
所以，台灣人民“固守以待轉機”，終於沒有等來大清。直到五十年後，才等來了1945，中華民族曆盡艱難犧牲締造的抗日戰爭（中國第二次對日戰爭）的勝利。
這是全民族未忘記台灣同胞、在救亡中也為台灣奮鬥的艱苦努力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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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895這場悲壯的鬥爭中，台灣人民隻能拿起武器、拚出性命，與侵略者周旋。但卻無法避免孤軍奮戰，並步步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
保台從開始便遇到了很多困難，很多又是相當不利的因素。
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與台灣並肩戰鬥。有一部分官員留下，但多數的官員根本沒那個膽，能舍出性命。再說官員忠於的是滿清朝廷，富貴榮華要依附腐朽的皇權賜給。留下，不被扣個反叛的罪名，也要問個抗命不遵。
所以，得到朝廷電令之後，這些官員如遇大赦。台灣的府、道、廳、縣官員及將領一下子去了一大半。
民主國一成立，要幹的第一件事，竟是立即任命新的官職以填補空缺。
當然，這個時候出頭的，可不是爭權奪利、謀取好處的。不過還好，台灣抗日的領導體係才得以維持，沒有因大批官員內渡而趨於瓦解。
反割台武裝鬥爭，至少從一開始，仍然還有了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另一個不利因素就是隨著割台，防守台灣的官兵也大為減少。
台灣原有的駐軍僅二十餘營。甲戰爭爆發後，巡撫邵友濂為備戰，陸續招募了一些新營。後來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南澳鎮總兵劉永福奉命帶兵赴台。有意思的是，邵友濂雖然調到了湖南任巡撫，但還通過關係，幫台灣從廣東拉來了大隊清軍加以支援。舊有的加新募的各勇，一度達到八十個營（“統計當在八十營之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