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師北京，是大清政權的核心，也是現在既得利益階層享受生活的地方。
這兩者，在大清眼裏，是必須死保的重地。驚擾了老祖宗的清夢，或動蕩了權貴階層的安樂生活，降低了幸福指數，都是無法接受的。所以，決不能舍棄，於是這兩個地方牢牢“粘”住了清朝重兵。
日本人就是就是看準了這一點，不斷拿威脅京師來說事。
大清有識之士也看清了這一點，在提出與日軍持久作戰策略上，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遷都。
文廷式記述了主戰派們私下裏討論遷都之議：甲午期間，張之洞、李文田都主張皇室遷出北京，到西安去。我也認為朝廷如果不再顧戀北京，日本人便沒有什麼可以要挾的，如同沙皇亞曆山大一世把一座空空的莫斯科讓給拿破倫，這是個好辦法。沈曾植、蒯禮卿則主張暫避襄陽。——“至甲午之役，張孝達（張之洞）製軍，李芍農（李文田）侍郎，皆主西狩之議，餘亦以為不顧戀京師，則倭人無所挾持，俄主保羅之敗法主拿破侖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沈子培（曾植）員外、蒯禮卿檢討，皆主暫避襄陽。”
但是，既得利益者反對，朝廷也不敢隨便遷都。
北魏孝文帝拓拔弘遷都洛陽，這樣一位強勢的皇帝，麵對大家群起反對，用盡辦法費盡力氣，連蒙帶騙加嚇唬，才得以成功，這阻力可想而知。
曆史上被動的遷都，多是因為躲避戰亂和天災，而且，鮮有不出亂子的。
朝廷恐懼的，還是政權的穩定。一旦遷都，說明這事就大了，全國人民知道了，朝廷的威信怎麼保持？恐怕隻能用來掃地。
是啊，想得也對。
不過，沒過幾年，八國聯軍一路攻進北京，西太後扮成農村老太婆，挎個小包袱帶著一大幫子人逃出北京。
不跑也得跑了。
這下也顧不上體麵了。說好的“皇家的威信”呢？
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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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大清朝廷已經被嚇破了膽。眼裏隻有不利，沒有有利的地方。
一連串的失敗，使他們已經完全無法相信會取勝。nuer哈赤的子孫，愛新覺羅家族的後代，哪裏還有那種年年奔山海關死磕的血性？
急於擺脫這種危機，辦法，就是和談一條途徑。
從前邊第二次派使來看，急著尋求和談的，反而是開始就吵吵著開戰，聲音最高、決心最大的主戰派，帝黨們。事情好象調了個“個兒”，兩派人馬前後出現這個微妙的差別，也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本來，慈禧和光緒也知道，求和的一方就沒有什麼好果子吃的。所以，才打打看看，猶猶豫豫，出使時，還寄希望於戰場上能有轉折。
麵對甲午戰敗，慈禧太後和光緒帝等人也並非無動於衷。慈禧後來就對劉坤一說，“我每聞軍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對哭。”戰事進行中，接替李鴻章的直隸總督王文韶奉詔進京，看到光緒帝“詞氣尚能鎮定”，慈禧則“憂憤形於辭色”。應該說，麵對事實，他們同樣是痛苦的。
可是，他們麵對中國老百姓的那種凶霸霸的狠勁蕩然無存，換以麵對日本時的那種脆弱的心靈，已經經不起稍久一點的戰爭，更沒有破釜沉舟、魚死網破的勇氣。
大清官員也知道俄國庫圖佐夫火燒莫斯科、堅壁清野打敗拿破侖的著名戰例。可是，“就是讓你占了，也是一個沒用的廢墟”式的決絕，對大清來說，也是“臣妾做不到”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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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證明，一個有戰爭潛力的國家，會在戰爭中將潛力激發出來，成為現實的力量。國土、人口、資源各方麵占優勢的國家，終究會在戰爭中越戰越強。
這種“浴火重生”的例子，中外曆史上比比皆是。
可是，有人分析，大清卻怕這個結局出現。
淮軍受挫，這是好消息。奇怪嗎？不奇怪，有人高興。原因前邊已經說過了。
如果再打下去，淮軍可能還會慢慢恢複，湘軍也可能東山再起……
贏是贏了，鎮壓太平天國之後的局麵，不又回來了嗎？地方強，中央弱，這格局還是不妙啊。
擔憂也非完全不可理解。很多的資料上說，大清朝廷是有這種政治考慮的。
因此，花錢買個平安，大家你好我好，整個世界都太平了。
誰還管它國運，朝廷關心的，到頭來隻是皇家貴族們的權利和富貴罷了。
更何況，“寧與友邦，不與家奴”，說他們有這種陰暗心理，好象也不完全是委曲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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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晚清，那就是一個窩窩囊囊的時代。一個窩窩囊囊的朝廷，留給我們一個窩窩囊囊的悲劇。
我們不得不懷著屈辱的心情，去讀那段屈辱的曆史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