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權的架構下，他們除了依仗頂層權力，其他，根本不可能有作為。
除了被太後皇上作為工具，利用他們挑起爭鬥、相互牽製，以更好地控製群臣，他們對清朝的體製等根子上的東西，根本無力挑戰，也不要指望他們能加以影響和改變。
如果用一句現代的話，隻能說，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
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慈禧太後這個老太太，竟然握有大清最高權力四十年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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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怎樣，清流派始終認為自己是對的。而事實上，他們確實也耽誤了大清朝很多事。
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大清沒有什麼發言權的，象康南海（有為）先生，隻好在遠離京城的鄉下思考變革的道路。不過他很快就要出來了。
當下的這幫人，手裏有點權力了，卻竭力發聲，天天在那兒瞎攪和，見微知著、明察秋毫，聽著風便是雨。
整得一部大清曆史，陷入了一團迷霧之中。
隻能說，大清都看不清，清流更是不容易看清。而且這幫人，還巴不得把水攪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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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對晚清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傷害也是不容忽視的。
我們中國古代曆史上，凡屬麵臨崩亡的封建政權，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長於內鬥，拙於外爭。可能是末路王朝，人心先散了，隊伍不好帶了吧。
一般的判斷是：外敵來了，內部矛盾便居於次要地位。
但這一條，從曆史經驗看並不完全適用。封建王朝，平時就鬥，越是外敵來的時候，反而鬥爭更厲害。不但內部矛盾沒有被壓下，反而經常也跟著上升和暴發。
多少個王朝就是這麼被鬥倒的。說說咱中國人印象中特別有名的：
商朝。西岐大軍都打過來了，商紂王和他的奸黨們還在加緊迫害比幹、黃飛虎，有一個算一個，不落一人。當然這是中的情節，但也是現實的反照。
大宋朝。奸臣一撥一撥的集中出現，不知為什麼就那麼多，基本登上中國史之最。唐朝時大官會打球，宋朝時會踢球的能當大官，這就是差距。
所以李綱被氣死，嶽飛被害死，猛男辛棄疾被貶到江西當了縣令，老死。幾乎是誰敢說收複中原，誰必將倒黴。最後大宋朝被趕到淮河以南，還被金朝皇帝隔河喊話問一句：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我金朝才是中華正統，你偏安東南一隅的地方小國，有不服嗎？
明王朝。奸黨始終不絕，錚臣也層出不盡，組團相互“毆鬥”。結果，壞人一般都死了，但好人也死了不少。孫承宗回鄉遠避，袁承煥打完仗就被殺。能打的不是戰死，是被“圍毆”死了，能打人的手下，跑到大清那邊，個個都是有名的打手。你說大明為什麼會敗？
到了大清朝。情況也還是那麼複雜。清朝的言官們，也發揚了“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找事”的精神。
“清流”被利用完了之後，陳寶琛、張佩綸、吳大溦這幫人被慈禧太後或派往地方，或送到前線，接受實際鍛煉，於是或品嚐了辦事幹事的難處，或碰得頭破血流，變得實際起來。象“兩大牛角”張之洞、張佩綸已經急轉向了洋務派。
“清流”從此成了“前清流”，因為他們已經完成了曆史使命，也因為“後清流”又出來了。
但“前清流”領袖李鴻藻仍然把握大權，翁同龢也逐漸掌握實權，拉起了一幫人，侍讀學士文廷式、禮部侍郎誌銳和“南通才子”張謇是骨幹，還有一幫子禦史、主事和編修作為健將，戰鬥力非同一般，戰鬥意誌也日漸高漲。
仍然是拿著“道德批判”的武器，不問現實，隻問勝敗；“隻論是非，不論利害”，而且別忘了，這個是非對錯是以他們單方麵認定的標準來判定的。
攻擊洋務最多的也是前清流，而彈劾北洋最多的是後清流。這些人似乎天生是李鴻章的死對頭，想想老李真夠倒黴的。
對擔任了主力的淮軍來說，進軍慢了，就說你畏敵避戰，一旦敗了，就罵你將領無能。而甲午戰爭一敗再敗，李鴻章也越來越沒有充足的“彈藥”，來回擊鋪天蓋地的攻擊和汙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