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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掌握著很厲害的一個武器——都察院。清流派的“打手”中很多人是禦史，專業做監察工作，還有向皇上專奏的權力。
李鴻章當年在天津與伊藤博文談治國之道，談日本的政治構架——議會監督政府，麵對伊藤“不改變政治結構，隻談洋務，是根本不適用”的說法，李鴻章還自信地講：我們有這樣的機構，就是都察院。
這個都察院，現在讓李鴻章知道了它的厲害，盡管此前李大人還從沒把這幫人放在眼裏，盡管他這個直隸總督大人的一大堆頭銜中，還有一個“都察院右都禦史”的虛銜。
看來皇家有這麼一幫人，在遏製權臣方麵，還是發揮了作用的。
天天鬥啊鬥，也有利於皇上、太後控製局勢。他們就是認真而負責地收集“彈藥”，至於那些揭發、彈劾什麼時候起作用，全看最高當權者的現實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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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派的威力還在於：能調動輿論。由於站在正義的至高點上，雖然批判鬥爭相當過火，手中的筆就是刀，恨不得刀刀見血，但他們還是能引起足夠的共鳴。在那個封建王朝日益沒落的時代，有些事本來就很容易找到共振點。
厲害的是他們的一些觀點，影響至深，深至今日，仍左右著研究者和讀者的認識，立場和看法。不得不服，我們經常在他們劃下的圈子裏轉悠，而忽視了這個圈子的局限性。
我們對曆史事件的看法，受他們影響。對那個時代的人物的看法，也受他們的影響。李鴻章如何，淮軍如何，他們的曆史作用又如何，直到很多年後才有人以新的角度和深度去解讀，去重新認識和評價。否則，我們根本得不到一個全麵的認識。
我們對清流派本身的認識，也不會不受他們影響。
多少年來，研究者多從他們的政治理念，士人情懷，甚至性格等方麵去研究。
但不能忘了一點：身份——他們都是官。
隻要是官，他們就無法擺脫與權力捆在一起。加上這一層，他們的那些話語，就會讓人產生疑問，更需要重新辨識真假。
清流不結黨嗎？清流沒有人身依附關係嗎？清流是獨立的個體官員嗎？顯然不是。
帝製時代，獨特的社會結構，已經通過意識、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方式，將人們牢牢緊密地捆綁在一起。
在這樣一個權力體係下，無人能夠特立獨行。師生，派係……雖然湘係也好，淮係也好，被人盯得很緊，但不代表朝中的官員們就沒有這方麵東西。翁同龢就敢大大方方地把張騫的卷子推薦給光緒，讓皇上點個狀元。
所以，那些不約而同（或相約同行）參與“聯合行動”的，或激於義憤、勢不兩立，卷子袖子就上的，絕大多數人不過是借一個機會，鋪設一條上升的道路。而這條道路，首先就通向某人的門下。
往根子上分，當然是投身或依附於皇帝，或太後。
前清流就是李鴻藻從1865年底進入軍機處，與奕、沈桂芬相抗衡，逐漸拉起的一支隊伍，並深得太後的欣賞和支持，也沒少借重。
而後清流，以翁同龢為“統帥”，翁同龢是當今皇上的老師。要不這些人怎麼會被稱為“帝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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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個人做什麼，還不要忘記琢磨一件事：動機。
為什麼那些“後清流”，多奔向了皇帝那個山頭，跟著翁同龢一起，希望這個小皇帝能夠接管天下，幹出一番事業，重振大清國運。順便，大家一起也跟著“幹點事”（或謀個官當當）。這是政治原因。
如果說還有正義感，那就是對淮係作戰不力的失望和憤恨。他們也曾為葉誌超那所謂的“牙山大捷”奔走相告，歡喜一場。等後來才發現被耍了，能不惱怒，能不痛恨他們的誤國害國嗎？
如果還有其它一些感情原因，那就是對慈禧老太婆的怒與怨。
但是，他們所依賴的，是一個心高氣盛的皇帝，卻也是個毫無經驗、略顯稚嫩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