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提到當時國際上對占領地轉化成屬領地有不成文的標準：需要占領達到一定的時間；占領和統治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占領地住民對占領者的民眾機構服從。[ 參見《清日戰爭》]這完全是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浪潮下，列強協調彼此行動而立的“標準”，當時可沒有什麼“互不侵犯領土主權”這樣的國際準則存在。
原來日本人急著建立這個民政廳，搞的這一套，就來自他們向西方學習的成果。這麼說，先前他們在台灣搞的那個“蕃地事務局”，也是遵循這一套的嚐試。這和後來他們在滿洲，在華北，在華東，以及在東南亞國家搞的那一套，本質上差不多，但方式上卻是有區別的。造成這種區別的原因，是能力和實力不強。
在安東這塊地上不一樣，大清皇帝說了是不算了，日本人也不能讓中國老百姓趁著機會起來，要防止他們說了算，爭取自己說了算。
看來，日本人是誠心誠意，真想把東北弄成日本的領土啊。這些都是早就有所準備的，可見日本人做事的細密。
這確實是甲午戰爭中一個很值得討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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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要設立民政廳，找來了被驅逐的原駐華臨時公使——“鼠公使”小村壽太郎，擔任長官。
第一軍也很快弄出了一個“第一軍管民政廳組織及權限條例”，配備了人員，賦予恢複民眾日常生活、管理、征募勞工，以及對占領地人民犯罪的處置。名字上帶個軍管，說明了它的性質。為了軍隊主導還是文官行政人員主導的事，山縣還同伊藤博文打了一通官司，在皇軍看來，還是誰拿槍杆子，誰腰杆子硬，最後山縣占了上風，這個戰地民政廳畢竟還是戰地，隻能以武官——軍隊人員主導。大事，還得報第一軍批準。
山縣有朋以占領軍司令官的名義，發布“告諭”稱：“我軍所敵清國軍隊而已，至爾農商民無辜，毫不加害，卻撫恤之如慈母視子。”
他們真把自己當主人，還要趁這個機會，顯示一下皇軍的體恤百姓。所以，山縣還宣稱，今年的稅就免了——“今本司令官觀察地方情況，憫兵力餘害，民人塗炭，茲垂非常仁惠，命我所管轄地方吏，令勿納今年租稅。”
日本在安東縣設個民政廳的電訊傳到國內後，整個日本又激動了，掀起了一陣戰爭狂熱。
日本輿論界先注入了“興奮劑”，報紙大肆宣傳，以煽動擴張主義情緒，“在日本版圖之外設民政廳，是在任那設‘日本府’以來的快事，但那時日本府終未發展到朝鮮以外。今我軍已占領鴨綠江右岸一帶，並在那裏實施日本法律，此乃日本開國以來未曾有過的事情。”[ 《日清戰爭實記》。]
太讓日本人興奮了，不是嗎？
本書開頭部分說過，公元4世紀末有一段時間，日本曾派兵渡海侵占了新羅的伽耶，改稱“任那”，控製了朝鮮東南部的釜山、金海一帶，並設置了個“任那日本府”，就把那當成日本的領土，一個州。史上又稱“任那國”（注意，也就是和“四國”類似的單位），雖然這個“任那國”短命了一點，但日本人始終把那當成一個夢想。對得而複失的東西，日本人是不會咽下這口氣的，更何況，現在拿下整個朝鮮是遲早的事，隨時可以給它改名，又占了大清的一塊領土，怎麼能不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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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行政機構一成立，日本人確實開始想辦法，組織恢複經濟生活。
由於清軍撤得早，戰火未過多地波及九連城、安東，集市、商業，很多事情恢複起來還比較容易。
日本人發布了一個“彙率”指導，明確了日本的銀洋（日圓）和大清銅錢的比價，方便日圓的流通。行政人員很認真地檢查哄抬物價的行為，日本軍人確實也按價給錢，好像公平買賣，從當地購買些雞鴨之類的東西。
當然，日本軍隊需要從現地購買、補充軍需。物價高了，要多花錢。白拿當然爽，但如果一搶，那這個民政廳的“忽悠”又要破了。受這個矛盾製約，所以物價必須保證穩定。
甚至，日本人還真幹了一些開設施粥所，接濟貧困百姓的事。當然用的是繳獲的清軍軍糧。
這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據記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和日軍交往，滿大街的大門上貼上“良民”的紙條，求得日軍“保護”。甚至日本小商人也跑來擺攤，所賣的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異國風情的小東西，讓當地百姓很好奇，還很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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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弄了百姓，還得愚弄讀書識字的，愚弄自以為是的“精英”。
與施以小恩小惠同時，日軍還在大清國土上打更高層次的“宣傳戰”——利用中國存在的現實問題，挑動滿漢民族矛盾，打起“推反滿清政府、複興漢人政權”這個類似於“反清複明”的口號，用心十分險惡。
如，日軍所到之處，張貼一個《告十八行省豪傑書》，開篇便揭滿族的老底，揭揭漢族人的瘡疤，刨去清朝政權的“合法性”——“滿清氏原塞外之一蠻族，既有非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當時豪傑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至焉。”
然後，把自己偽裝成替天行道的正義之師——“滿清氏之命運已盡，而天人與棄之固也。我日本應天從人，大兵長驅，以問罪於北京朝廷”，把自己“特陳清主麵縛乞降，盡納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後休矣”這個目的巧妙掩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