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見尚文接到停戰書，心頭按捺不住大喜：天照大神顯靈，這可救了日軍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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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誌超不知道，戰場的平靜，根本不是更大規模進攻的先兆。
葉誌超更沒有判斷出，日軍對平壤發動的是一次極為冒險的進攻。
按他的判斷，清軍後路被斷，什麼都不足，但實際上，對麵的日軍也好不到哪裏去。
雖然有比大清朝強很多的後勤兵站體係，但也有斷檔的時候。
本身運輸船不夠，加上海上大清艦隊的威脅存在（日本人想象中的也算數，效果是一樣的），運兵、運糧、運彈，十分困難。先運兵好，還是先運糧好，這是一個極為令人撓頭的選擇題，不得已，日軍隻能以運兵優先，先把人弄過去再說。
正因為如此，日軍才希望以快製敵，打一場速決戰。
但長途艱難跋涉，又在平壤膠著一天下來，此時的日軍，也已經斷糧，連飯團子都吃不上了。一句話，推進太急，後勤跟不上來了。
所以，對麵的日軍也在苦苦的堅持。尤其是彈藥不足，更是日軍最大的不利因素。沒有子彈，步槍雖不至於成燒火棍，但也就是能當紅櫻槍使了，就算拚刺，能爬過清軍火網，貼上清軍士兵，發揮“兩米之內的硬功夫”嗎？
有本書講：“葉誌超隻看到自己缺糧，卻看不到日軍也在苦苦支撐。”
老實地呆在平壤城裏的葉誌超，根本沒有膽量派出機動部隊，估計也沒有派出什麼偵察人員，朝鮮也成了“敵國”，各種信息不通，成了聾子和瞎子，怎麼可能看到日軍的情況。
於是，在一個被嚇破了膽的將軍——葉誌超眼裏，隻有不利條件，沒有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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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平壤戰場天氣驟變，雷鳴電閃，大雨傾盆，疲憊不堪的日軍隻能在雨水中露營，苦不堪言。日軍將領清楚，不要說清軍還有有生力量，可以發動夜襲，即使清軍能在暖暖和和的營壘中舒舒服服睡上一覺，等到日上三竿再殺出來，恐怕都能一鼓作氣將日軍趕出平壤地區。
再打下去，確實十分危險。
正在惶惶無計的時候，意想不到清軍竟會“高掛免戰牌”，主動提出停戰，怎能不讓日軍喜出望外。
讀過停戰書，確認自己眼睛沒花，疑心未消的立見尚文又接到手下報告：在七星門上掛出了一麵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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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要求停戰，在日軍看來，就是要投降。外強中幹的日本人決定幹脆再裝大一點，寫好回書，並派人接洽受降事宜。
一名大尉——大隊長桂大尉帶一小隊士兵前去。
有記載說是立見尚文旅團長親自至玄武門，這一說不可信。日本人為了體現自己軍事指揮員的英勇，常把他們說得親冒矢石、衝在前麵。那都是吹牛的，別聽他們忽悠。
我曾仔細琢磨過侵華日軍的指揮體係特點，他們聯隊長以上的指揮官離前線很遠，比有些國軍將領都不如。日本人有個“肉彈攻擊”的戰術，就是不惜代價向敵人陣地集群衝鋒，直到用堆成山的屍體把敵人嚇瘋，把對手的意誌摧垮，可是被驅趕的都是下級軍官和士兵，到聯隊長，已經不是一個層次了。
抗日戰爭中，日軍被打死的高級軍官很少，其實就有這方麵的原因。隻有研究我們才知道，八路軍在黃土嶺用幾發迫擊炮彈炸死日軍中將旅團長阿部規秀，需要潛進日軍陣線多深，需要另加多少偶然因素，這一戰果得來多麼不易。
一個少將旅團長會為和清軍洽降這個尚未確定的事，甘冒危險，到清軍把守的城門下嗎？回答是不可能。
這種危險還是下級軍官去擔吧。桂大尉帶人進入玄武門，到內城門前喊話。
估計是：投降，掛白旗不算，得繳槍才算……這類的話。清軍卻並不聽他嚷嚷，也不打開城門。
因為言語不通，桂大尉即用鉛筆在紙片上寫道：“若降服，可允。應速開城門，集中兵器繳於我軍；否則，即攻取之。”強撐著架子再嚇唬清軍一把。寫好，從門縫塞進去。
等了一陣，清兵從門內又塞出一張紙。上麵寫著：雨太大了，一時難以通知到各軍，明天早上一定打開城門（清兵亦書於紙上答以：“降雨甚，刻下兵多，難以速散，當期明朝，開放此門。”）
拿大雨為借口，實在是難以令人信服。就是熟人給你下請帖，請你參加婚宴，你說雨大去不了，人家都可能認為你是托辭，何況是敵對雙方？兩軍對壘，計出百端，誰不留個心眼？
沒有敲開城門，立見尚文一時倒也做不到“即攻取之”，他沉思之後，下令：“提高警惕，嚴加防禦。”
有書上說，立見尚文一下子看透了葉誌超準備逃跑的企圖，馬上將伏兵埋下，這又有點《三國演義》了。
反正恐怕有詐，做好防禦準備是對的。管他是夜襲，是逃竄，還是一夜沒事。
饑寒交迫的日軍士兵，又要硬挺著在雨中度過一個不眠之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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