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術上，就沒有集中作戰這個概念，反而是，不管是哪兩項任務同時完成，都會造成海軍分兵的後果。
戰術上，也沒有注意發揮海軍的海上機動作戰特點。如果將戰火燒到朝鮮海岸，甚至日本海岸，敵人還有什麼力量來攻擊大清海港，這樣不就是對渤海灣口的最好守衛嗎？
其實，三個任務集中到一點：隻要在海上擊敗日本聯合艦隊，那麼，運兵無需海上掩護，來去通暢；支援行動將更自由，選擇項更多；渤海門戶遠離戰區，安全自有保障。
而大清海軍的任務中，獨獨缺少了兩個關鍵詞：攻擊，殲滅。
事到如今，北洋海軍走上戰場了，我們隻能哀歎，前邊所說的北洋海軍“要塞艦隊”思想的“病症”，全都在這裏開始發作了。
咱先拿一些人言必稱的“西洋海洋戰略鼻祖”說事——馬漢，在他關於“製海權”理論奠基之作《海權對曆史的影響》已經問世。在自己的著作中，馬漢推崇英國海軍通常以在“海上擊滅敵國艦隊”或“對敵港口建立封鎖”為一貫指導，是其成就空前海洋強權的“訣竅”。
海軍作為一種進攻性力量的運用原則已經升級。
但透過大清這個計劃，我們可以發現：大英訓練出來的清國海軍，竟然好象沒有學到半點“製海權”的概念。
這與同樣是英國培養出來的日本海軍差距咋就這麼大呢！
其實不必“言必稱西洋”，說說中華祖先，對這個“海上製勝”也早有深刻認識。亡於大清的大明，在抗倭戰爭中，就已經形成海戰的整套理論——“禦敵於海上”。
胡宗憲主張“防海之製，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於海。”楊溥也講過“鏖戰於海岸，不如邀擊於海外。”歸有光也說過“不禦之外海而禦之內河，不禦之海而禦之海口，不禦之海口而禦之於陸（海岸），不禦之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俞大猷說得很明白，要以有效的戰船和火炮滅倭寇於海上，根本不讓其有登陸的機會，“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還有很多人也說過……
時移世異，前明軍事家所竭力反對的，在大清都成了一再實行的。
當然，我寧願相信大清領導者和將帥們一定明白這些道理，隻是手裏東西有限，戰備不足而“攻守之勢異也”。
戰船大小、火炮多寡的對比，在中國和倭寇之間已經調轉，采取守勢，也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這也是我們分析、理解此後中日戰爭中大清一切行動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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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海軍有效控製海洋”這個前提，討論陸軍的調動，則問題更多。
日本海軍有釜山為基地，並已經前出仁川。聯合艦隊全體出動，在朝鮮海域部署。大清海上運兵，將始終處於日本海軍的威脅之下！
那麼，牙山清軍從海上轉移，如何才能確保完成？
所以，駐守牙山的葉誌超也提出了這個問題：海上轉移，已經難以實現。
葉誌超與李鴻章大人真是始終思想一致。
前邊選址牙山駐守，後來，葉誌超也知道形勢惡化了，曾建議移兵，或者靠近漢城駐紮。但由於開戰風險，被李鴻章否決，就沒有移動。葉誌超也堅定地奉行：隻要我軍不擅自移動，確保不“釁自我開”，日軍就沒有開戰的理由。
到了16日，又接到到了準備以軍艦海運自己撤退，然後在海上虛晃一槍，到大同江口登陸，去平壤與大軍會合的命令。葉誌超不敢冒險，回報了自己的選擇：通過陸路去平壤。
葉提督還是忘不了自己那“三策”。可是，這一手棋，也不能說風險就小。漢城情況不明，日軍動向不知，能不能平安通過，是一個問題。
當然，不行的話，可以繞路。從後來的情況看，此時北撤，其實還是最後的機會。清兵忙運兵，日軍第九混成旅團也忙著往仁川運兵。如果葉誌超派人加強偵察，獲得這個情況，是能夠做出正確決斷的。如果老葉有膽氣，猛衝而過，甚至隻是誤打誤撞，都可能撞出去。換一個狠的，沒準敢去仁川，吃掉他一批剛登陸的小日本。
可惜這些，老葉都做不出來。所以隻能是時機一失，時過境遷，那時的“上策”，也是下策了。
一波三折，也猶豫再三之後，葉誌超表現了身經百戰、習慣風口浪尖的素質，冷靜下來，突發奇想，有了一個大膽的計劃：不如近距離轉移，選擇要地駐守。“仍由陸扼要移紮，稍有把握，且梗日兵南路。若並軍而北，日以全力專顧北麵，勢益張。”
這下又和李鴻章的思想“合上拍”了。這次，是他的建議觸動了李鴻章。
牙山守軍，對日軍也是一個威脅和牽製，如果戰事一起，還可以與平壤守軍，對日軍形成夾擊之勢！
即使夾擊不成，躲在漢城東邊到南邊的山區打遊擊，時不時地出來一下，抽冷子“抓一把”，日軍也不敢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