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記載看似矛盾，但我對這兩個方麵的記載都充分相信。
因為這事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並不怪異。
李大人不是不知道日本人的野心，否則他不會一再上書，提醒朝廷警惕日本、加緊備戰，甚至也是未雨綢繆，作過一些準備的。
李大人恐怕也比誰都清楚，日本的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
之所以弄出這種矛盾的表現，全因為李大人心存僥幸，還指望能盡力避戰，為大清朝消弭一場兵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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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人的避戰策略，無非一壓，二勸，三化。
壓，就是派兵，示威。大清海軍赴日本友好訪問，艦炮也曾對準長崎。看來李大人對海軍的威懾作用，還是很有研究，麾下北洋水師將領，耍這一套也是很得要領的。
勸，就是搞教育引導，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誘之以利。李大人這麼大年紀的老者了，還試圖與日本掌權的少壯派們表示謙卑，一口一個貴大使、貴大臣的，拉家常、套近乎，得空就講點中日友好的大道理，還不夠給麵子嗎？關鍵是這一套對人講行，對日本鬼子不行。
化，不給日本人以任何借口，再想法辦轉移矛盾，為了大局，忍和退都在所不惜，可以一忍再忍，大不了霍出老臉去。實在不行就拉著幾個洋人上，化解危機。
三字訣，合成一個字，實質上就是“拖”。爭取一天算一天，拖後一年算一年。
等三招使完，實在無法敷衍的時候，卻發現，等和拖，成全了別人，傷害了自己。
到時候，找誰問：時間都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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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人最大的失策，是嘴上說一味“謀全”，心底裏實為“謀和”，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與日本人消磨。
毫無意義的消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李鴻章與官員、將領的往來電報中，一再提及靜、忍。
6月17日，談判還在進行時，駐日公使汪鳳藻已經察覺日本動作不小，提出增兵的建議，“似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候餘孽盡平，再與商撤，可望就範”，應該說，一開始就把動靜搞大點，對日軍施以壓力，還是有助於事情的處理的。
但李鴻章卻複電說：“日性浮動，若我再添兵厚集，適啟其狡逞之謀。因擬必戰，殊非伐謀上計。”[ 《李文忠公全集》 電稿，第15卷]
18日，袁世凱亦致電李鴻章，“日廷意在脅韓，大鳥不能自主，難與舌爭。似應先調南北洋水師迅來嚴備，續備陸兵。”
袁世凱提出加強軍備，不可單靠口頭上的交涉。這個建議切中要害，談判，必須以軍事上的壓力為後盾。李鴻章卻認為大清增兵，刺激了日本也相應增兵，反而會造成“必戰”的結局，所以，還是要保持“備而未發”好。
對於汪鳳藻、袁世凱二人加強戰備的建議，李鴻章不是沒有考慮過。
但是，李鴻章的擔心占了主要——大清增兵，反而觸發戰爭。
這個想法，除了他對建議者的回應之外，在他致總理衙門的電報中，也闡述得比較清楚——“汪、袁皆請添撥重兵。鴻思倭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處，易生事，遠紮，則兵多少等耳。葉駐牙山，距漢二百餘裏，陸續添撥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滅賊。我再多調，倭亦必添調，將作何收場耶？今但備而未發，續看事勢再定。”[ 《李文忠公全集》 電稿，第1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