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再次等到了一個機會。
不，是終於創造了一個機會。
日本人覺得這個機會的份量足夠大，可以出兵了。
但日本出兵，還需要一個幌子，外加一塊“遮羞布”。
列強勢力已經深入朝鮮，這是不能不考慮的。前邊的教訓已經告訴日本人，要獲得他們的諒解，是成功的關鍵之一。至少，也要遮擋一下列強的眼睛。
最基本的考慮，或最合適的條件，就是清國派兵入朝。
按照日本人所持的“朝鮮實際有獨立自主權”這一邏輯前提下，這意味著清國幹涉了朝鮮內政，同時戰亂還威脅到了在朝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對應的兩個必然行為是，日本人就可以再興“保民義舉”，並且以“保護”的名義替朝鮮整頓內政了。
即使大清不出兵，日本人也還是要出。對日本人來說，無非是強大的對手走了，戰鬥規模小了，一樣可以占領和支配朝鮮，更痛快。不是嗎？
不是。那樣，就少了大清作擋箭牌，日本人要用什麼樣的理由，來控製朝鮮？與列強交涉，那是非常麻煩、非常棘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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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個問題，給了現在的我們無限想象的空間：如果大清不是礙於麵子，就是不出兵，日本人不就抓瞎了嗎？
這個想象隻對了一小部分。對的這部分是“有這種可行性”，錯的那大部分，是“這種事情卻不會出現”。接下來我會告訴你。
關鍵是，日本人也考慮到了這一點，而且比我們想的更全、更深。
相比與列強交涉的麻煩，問題不能徹底解決，那才是大麻煩。清軍隨時還會卷土重來，這是他們更擔心的事。另外，你以為他們的目標僅僅是朝鮮嗎？
所以，當務之急第一步，還是讓大清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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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使出了市井無賴層次、粗劣到毫無技術含量的欺騙戰術。
一邊是派上門探聽口風，甚至連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各種資料中有寫“睿”的，“浚”的，真夠亂的）都親自出馬，跑到袁世凱門上，親切交換意見，大談自己的憂慮，實際上是勸誘恐嚇：“匪久擾大損商務，諸多可慮。韓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難辦，貴國何不代韓戡亂？我政府必無他意。”白話文就是：這樣亂下去，影響做生意嘛，朝鮮人搞不定，你們應該出來管。
這是勸誘，言下之意還有一句沒說：否則我們就得派人保護使館和僑民了。
另一邊是通過駐天津領事，向李鴻章傳達同樣的意思，也等於是向大清表態：我政府必無他意，你們大膽去，我們相當歡迎，相當支持。
兩邊下手、兩頭配合，往一處使勁，無非是極力誘使清國出兵。
作為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不是中朝通商，是全部朝鮮對外通商和外交事宜）的道員（三品，正省級），也是大清駐朝鮮的最高官員，待在漢城的袁世凱不傻，必竟這些年袁大人以一人之力獨自支撐，也不是白混的。他當然明白這些都隻是日本人的欺詐術，袁世凱豈是那麼容易上鉤的？
但是，袁世凱更清楚：不管給不給這個借口，日本人是決計會出兵的。因為還有一個現成的理由——東學黨的事。
大清出兵不出兵，需要從能不能保住朝鮮這個大計出發去考慮。按照前邊的經驗，袁世凱認定：唯有決然斷然出兵，趕在日本人之前將火苗熄滅，或許還能有補於事。
袁世凱決定行動起來。
袁世凱直接進王宮，提出“請求清國出兵幫助剿滅匪亂”的建議。
另一方麵，也給國內報告：日本可能會借東學黨之事，派兵入朝。
至於李鴻章命令袁世凱與杉村接觸，探聽日本人的底細一事，袁世凱回道：“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
就是這個情節，讓袁世凱大人成了千夫所指的“冤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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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乃至今日的人經常拿這個說事，由袁世凱竊國賣國、政治品格不高、一向滑頭，認定袁世凱能力低下、被日本人蒙蔽了，提供了假情報，進而致使大清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或者認定袁世凱為了自己立功，謀取官位，故意引清兵入朝。總之，袁世凱要為清朝戰敗負責。
這有點純粹以現在的政治品質標尺判斷，以人論事。
如果以事論人，在當時情況下，隻有大清出兵，才能解決問題，必竟有前麵的例子在，從速出兵還有勝機。為了使大清出兵，袁世凱既已壓迫朝鮮國王向大清發出求助請求，自己也力陳出兵的理由，當然是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