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部尚書翁同龢是怎麼主持的工作呢？
起初，部分官員建議不必去管黃河決口，而乘機讓黃河重走老河道（“議者多言不必塞，宜乘此複故道”），讓它隨便流吧，省錢又省事。戶部尚書翁同龢、工部尚書潘祖廕一起上奏，直陳不可，強烈建議封堵缺口。等真正把堵口子的人派出去了，錢又出現“口子”了（“時工賑需款钜且急”）。翁同龢光知道湊熱鬧了，忘了人家工部尚書隻管報工程、找施工隊，他卻要負責找錢了。
然後，戶部就上報了一個籌款的辦法（“戶部條上籌款六事”），這六項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停購軍械船隻機器。這等於是斷了水師的裝備更換之道。還有一條，裁防營長夫（防營本為各省駐守之兵，前以綠營、後以淮軍為主，長夫則是清軍長期雇傭的擔任後勤的人員），都是動李鴻章的“奶酪”。
在翁同龢眼裏（或者單純是在他的理由裏），軍械存積已經夠多了。按照他的意見，大清的（或者說是洋務派手裏的）船廠、槍械廠每年耗費上百萬兩白銀，就應該自己生產。
雖然，“議上，詔裁長夫、捐鹽商及預徵稅銀，餘不允”，朝廷否決了停購軍械船隻機器的建議。
但是，戶部到底還是借著開鄭工捐，停止了海防捐。
前邊說過，海防捐是各省每年上交的特殊捐稅，是大清水師撥款的補充，專門用於北洋艦隊建設，甚至比撥款還要可靠一點，所以至關重要。北洋水師還未成軍，這項常年經費卻沒了著落。直到三年後，為籌辦海軍，才停止鄭工捐，開海防新捐。
實際上，這三年內，所有沿海沿江各省確實一律停止了向外洋購買槍炮船械。
為啥？太後、皇上不是回了翁尚書的建議嗎？
是，但銀子還是沒辦法。我翻到的情況是：翁大人對海軍催促撥款，不說不給，就是說“等等”，今年等到明年，明年的可能等到後年，就是拖欠，也給不到足額。
沒辦法，隻好改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等處自行製造，采用“國產貨”了。
技術上就差強人意了。
翁同龢這幾手，基本上讓北洋水師在正式成軍後，馬上就陷入無法更新裝備的境地。
而在河工結束後不久，翁同龢再次故技重施。
1891年5月，戶部上書，稱“因部庫空虛，海疆無事，奏明將南北洋購買槍炮船隻、機器暫停二年，藉資彌補”。於是奉旨：“是月起，停購外洋船炮二年。”
好一個“部庫空虛，海疆無事”，多麼充分合理的理由，這次可是一下子就把太後、皇上說動了。
這就是前邊所講的，李鴻章等來的通知，也是前邊所寫的，清史記載的“十七年（1891年）四月，戶部請停購外洋槍砲船隻機器二年，以所節價銀解部充餉”一事。
無可質疑，清史記得清楚明白。
海防新捐，重開又能怎麼的？這次真的是有錢也不讓外購了。
北洋水師再次陷入無法外購的境地。據說，李鴻章當時正在向外國訂購一艘快船，結果被日本買去。
整整7年。北洋水師沒能外購一條新戰艦，一門新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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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禁令人深思，翁同龢在這件事情上絕對脫不了幹係。這老先生再缺錢花，為什麼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盯著船炮經費？
如果這證據還不夠“鐵”，那麼兩則事可以佐證。
一是甲午戰爭爆發，翁同龢作為軍機大臣，還到天津視察軍艦戰備情況，李鴻章怒目以視，質問：“你自己就掌管財政，平時請示撥款都是被你否決，現在問軍艦，你說軍艦可頂事嗎？”（“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時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
一般人被這麼搶白，應該無話可說了，但翁同龢有話說。曰：“我為國家節省支出，是盡自己的職。如果我辦的不對，為什麼不再上報請示？”
這簡直是耍流氓的腔調嘛！
二是1894年10月，戶部對北洋未購軍艦的“完美”解釋是：奏明停購軍艦兩年，是1891年的事，已經解禁兩年了，一些省份也購了槍炮，北洋沒有購，卻不知什麼原因。
話外之音，責任還是在北洋自身。
這已經不是耍流氓的層次了！是“流氓懂文化”的高度！
這就是翁同龢老先生“正大光明”幹的事。
對，我也仔細查證了一番，有記載，買船是買了。1894年2月，“（光緒）二十年，訂購英國砲艦一艘，命名福安。”這是甲午戰爭打響的當年！
也有記載，解禁以後，南洋確實也定購了外艦，但是，直到1895年，“二十一年冬，南洋訂購之辰、宿、列、張四雷艇來華。飛霆、飛鷹二驅逐艦在英、德廠造成。”這年冬天——甲午戰爭已經結束，南洋定購的魚雷艇剛駛回大清，而兩艘大的驅逐艦才剛剛造成！
買船不是逛超市，也不能是逛二手貨市場，都有現貨。造鐵艦，可不是紙糊個風箏，一天半日就行了的。
你去年前年訂，今年能用上，就算不錯了。
真叫人攥緊鐵拳、咬緊鋼牙，現在到來，於前事何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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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不把公家的銀子往自己兜裏裝，是清廉；按照開支項目用錢，不挪借亂花，是公道；維護國家強盛，是職責；能不能把銀子用到刀刃上，花在急需的地方，是智慧。（對現代人講，除了搞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事業，科研技術發展等等，還可以使用財政補貼等作用，發揮財政支出在市場經濟上的杠杆作用。）
當權者在政治架構中的位置，個人學識修養、成長經曆所造就的思想意識、學術觀點，乃至性格喜好，無一不是決定其決策和行為走向的關鍵性因素。在一個權力往上集中、各級各部門都是個人說了算的封建製度下，有時候，當權者個人一個念頭能成事，也可能會壞事。
特別是，判斷銀子怎麼花才好，憑借的隻剩下了“智慧”——精於政治鬥爭和人情世故的另類智慧的時候。
那麼我們應該再來仔細琢磨，翁老師為啥對水師，對海軍如此苛刻？
因為，皇帝家知道的道理，翁老師一樣：捏住各支軍隊的錢袋子，籌撥餉銀公費，就是捏住他們的“撒手鐧”。
這樣做又是因為，他是清流派領袖，是慈禧一度寵信的大臣，但他更是帝黨的頭兒。
作為飽讀詩書，滿腹經綸，一甲第一名進士，也就是狀元出身的學者型官員，翁老師與李鴻章這些“公務員考試”成績沒自己高，與左宗棠、曾國荃這些甚至都沒通過考試的官員們不同。加上他們是借鎮壓內亂起步、走到封疆大吏位置的，可能屬於走的道不同，也就謀不到一起。加上文人統兵，好像比單純的武將還難鬥，讓人戒心更重。
雖然甕老師大多時間都是在兩朝皇帝的書房教書，在朝廷內行走、提建議拿決策，但好象沒怎麼佩服人家基層工作經驗豐富、善於處理社會安定問題等優點，也沒有對他們的經國治世的能力水平表示出相當的認可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