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軍軍費這個迷之外，還有一個事實，就是光緒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師正式成軍之後，清政府就停止海軍新購軍艦和更新設備。
就算後來恢複了，但訂的艦在甲午年後才來。確切說，到甲午戰前，沒有補充新艦。
為什麼這項工作會停止？如果不是軍費的原因，又會是什麼？
這個問題，就算堅持認為“挪用海軍衙門的經費，而很少挪用海軍經費”的研究者，顯然也給不出答案，隻能建議應該從其他政治等方麵深入研究，比如，從統治集團何以“不為”的角度著手分析。
不錯，這給我們一個提示，我們的確應該從其他角度去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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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當然是他們幹的。
我懷疑，甚至從一開始，大清朝就沒打算連年投入巨額經費建設海軍。雖耗資千萬兩白銀，但前期鋪下一個大攤子，已占去了相當部分，即使到成軍後，也隻能算是一支維持性軍隊。
說穿了，製約大清海軍的首要因素，仍然是還是那個戰略指導思想。
不僅落後，而且保守。
朝廷也罷，北洋海軍也罷，加上李鴻章大人，對海軍作用方麵的認識，是基本處於一個層麵上：短期內能有一支能夠保衛沿海的近水海軍，具有一定的威懾作用，即算完成任務。
換句話說，這個具體要求，不過就是“打不過，能嚇住”罷了。
北洋海軍規模初具，海軍大臣奕譞視察檢閱之後，十分滿意，認為戰鬥力十分可靠，足以自保了，還提出給這個封賞，給那個授勳；李大人也奏報：“綜核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財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雖然前一句說出了北洋的困境，但後一句更讓太後皇上欣慰——“渤海門戶深固不搖”。
而且，李大人還奏報，北洋水師鎮遠、定遠幾次赴日訪問，已經充分“宣威”，看樣子日本人是給鎮住了。
既然都已經到了這個程度了，那自然便可高枕無憂了。
製約大清海軍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朝廷與地方權力的消長。
咱中國這麼大，一個省都趕上歐洲一個國家了，縱貫於中國曆史，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始終是一個難解之題。分封，諸候國對抗中央，有“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並起，漢有“八王之亂”，元有汗國分裂，明有藩王之亂、靖難之戰，清朝前期，還出了個“三藩”之亂；中央集權，也要防著不聽招呼的。郡縣製，行省製，不管是中央直管州縣，還是派出行省，最後都難保地方不坐大。最早實行郡縣製的秦國迅速瓦解，盛唐基本敗於節度使叛亂。
當然，也有反過來的例子。宋朝對地方管得很嚴，尤其是對軍隊將軍們防得特別死，結果被打到江南，到了江南還是“嚴防內部”，結果又被打到了海上。
這個難題，基本上無解了。
大清也逃不出這個“怪圈”。
尤其到了清末，朝廷腐敗、兵不能戰，事實上，從八旗到綠營，敗壞得一支比一支快。到最後，綠營都不行了，隻好靠團練，靠湘軍、淮軍。隨著各派軍事力量的消長，權力已不可避免地向漢族大臣和地方督撫手中轉移。中央政權力量削弱，終於使後起的督撫將軍們擁兵自重，明裏暗裏與朝廷對抗。
到處“摁下葫蘆起來個瓢”，各地起義差一點點就扳倒朝廷，這些“火”雖然撲滅了，但隨即，借平叛整亂編練武裝，地方大員擁兵自重，又成了朝廷一大危險。
這個難題始終擺在朝廷麵前，還讓不讓太後睡個安穩覺啊。
而內廷官員與太後、皇上思想倒是一致，時刻與地方督撫將軍們進行著權力的鬥爭。再加上滿族權貴們，也極為“不滿”，想方設法削弱對方，堅強自己。
說穿了，各大臣練兵，是為了“剿匪”，手裏一直有兵，還是因為“剿匪”。要不是“匪亂”不斷，各大臣的兵早削沒了。曆史就是這麼吊詭。
北洋水師的建設，是在原來水師的基礎上進行的，各支水師分南北洋大臣、兩江、兩廣總督分別負責組建和訓練，建著建著，朝廷遲早會回過味來——好象又有點成了他們手中掌握的一支力量了？
當然是了。這也是各地督撫下力氣、自己想辦法投銀子，建廠子，買軍艦的一大直接動力。
對此，朝中的清流派官員（漢族“忠臣”也不少）們沒少念叨，上書彈劾得厲害，每一錐子下去，都帶出血來。“海軍非大清海軍，乃李鴻章的海軍”，這樣有殺傷力的話都出來了。你說掌握大清最高權力幾十年，都已經煉成“猴精”了的慈禧會看不出來？
對地方大員，不能沒有，沒有他們什麼事都辦不了，江山早丟了，就是還有命在，他們娘們也不知什麼地方找吃的去了。一大家子跑到承德“避暑”，完了又“避寒”，這樣的事不是沒有過。但是又不能讓他們權力過大，怎麼辦？
慈禧的經驗就是捏住李鴻章這幫子人，沒事再挑挑他們之間鬥一鬥，抓住時機削一削他們的力量。
捏住李鴻章他們，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財權——我不給你銀子，你就辦不了。
所以，慈禧熱心修園子，而不再積極建海軍，也許就是因為一個說不出口但相當現實的考慮：海軍夠大了，再下去就不好說了。一但權力構架失衡，那麼倒塌之下的廢墟裏，肯定會有自己。
至於爭鬥，是時刻存在的。
鬥爭隻需要抓住機會，利用機會。
而且機會總是會送上門來。
在大清這個縱橫交織的矛盾“大網”中，橫線扯平了還有縱線，總會在某個網眼上拉扯出故事來。
這就是製約大清海軍的第三個根本性的因素——派係鬥爭。
朝廷與地方上下拔河的同時，太後“老當權派”、皇帝“新勢力派”各拉一幫，伺機展開較量；滿族權貴與漢族官員警惕爭鬥的清朝“先天性疾病”；各地督撫間也是分分合合，鬥鬥和和，上邊有壓力，就結成統一戰線，眼前有利益，就你爭我奪。
朝廷到各級充斥著拉攏與打壓，結黨與分化，明謀與陰謀，局麵相當複雜，構成一片晚清政治亂局。
在這樣的亂局中，所謂識“時務”的形勢估計，官場的遊戲規則，政治鬥爭的幕後暗室，模糊了人的底線。已經沒有一個純粹的是非界限，看人也不是好人或壞人那麼簡單。
翁同龢，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在支持光緒維新變法失敗後，光緒悲慘被囚禁，維新派幾乎被掃光，他也被整得跟孫子似的，所以，曾經我對他深表同情。翁老師還是大清名臣，有名的清官。多年位居高層，被罷黜返鄉時，竟基本上不名一文，落到靠學生故舊接濟才能過活的境地。長期管著那麼多官員的考評推薦，掌著戶部財政大權，竟能做到不貪不占、兩袖清風，69歲被趕回家，到終也沒犯類似“59歲現象”的錯誤，就憑這個，也值得我輩敬仰。
但事實證明，我沒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全麵地辯證地去看一個人。他的局限性，他的複雜性。
就是這位翁老師，在接任戶部尚書時，對北洋水師經費能減則減，能扣就扣，實在不能扣也得拖一拖。戶部奏請停購外洋船炮的奏章，實際上就出自翁老師之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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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887年，武陟沁河、鄭州黃河先後漫堤決口（“八月，決鄭州，奪溜由賈魯河入淮，直注洪澤湖”），急需銀子去堵“口子”。禦史周天霖、李士錕先後奏請設立鄭州河防工程的例捐（“先後請開鄭工例以濟要工”）。但戶部會議上報的結果，是開了鄭工捐，但停海防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