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公元648年，日本“附新羅使者上書”，借著唐朝的藩屬國新羅朝貢的機會，和人組團一起來到唐朝了。而“附”別人上書——是附在後頭幾頁紙，還是附了個落款，都有可能。
這樣的情形一直保持了很多年，例如，“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朝，”這次還跟著蝦夷（現稱北海道，當時還不屬日本）使者來了。
這說明，類似這些情況下，日本是耍了個心眼，通過“借光”新羅或蝦蛦（蝦夷），達到了既遞了國書，又沒有留下國書痕跡的目的。
這就是日本采取的策略。
對沒有攜帶國書一說，日本史書得意地解釋說是不破壞聖德太子立下的規矩。那就寧可跟著新羅、跟著蝦蛦一起來了？繞了一個大彎子，其實揭破了，在“國際”上丟臉丟得更大。
還有其它的情況下呢？象“鹹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這次應該是自己來的了吧）。
《新唐書》記“時新羅為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倭國）出兵援新羅。”高宗都能大模大樣地給日本發文件，讓他們出兵支援新羅，可見此時高宗是不客氣地把日本當屬從支使的（這應該是兩國關係的真實狀況）。
兵是發了，但發兵的結果，竟發生了“白江口一戰”。
據《新唐書》記載，百濟國被破之後，百濟國的王子扶餘豐奔逃日本，後又造反，企圖重建百濟。“豐率親信……與高麗、倭連和。”
原來是百濟的殘餘跟倭奴聯合了，仍然拉上了新羅北麵的高麗。日本不知哪根筋又擰上了，可能覺得百濟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又有高麗，勝算很大，於是打著“挺小弟”的旗號來攪和，想撈一“票”。
唐朝大軍來挺新羅，大將“仁願……乃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而遣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華進，趣周留城。豐眾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豐走……偽王子扶餘忠勝、忠誌率殘眾及倭人請命。”
這就是發生在663年的“白江口之戰”，某些現代學者所謂的“中日間第一次直接軍事對抗”，不過是日本自己找殘，被唐兵順手就給打了。日本武士的“戰鬥值”與唐朝將士相比，真不在一個等級上。試了試大唐的刀口，一下就沒血了。本想趁火打劫的，沒想到火放大了，把自己燒了。如果按日本吹噓的一千隻戰船算，也有40%灰飛煙滅了，剩下的趕忙投降。
大唐先收拾了倭奴，回過頭去，又把跟倭奴勾結的高麗捶扁了。
投降的就成一家了，大唐滅了高麗，日本又趕著派人朝賀了。
朝賀怎能不帶國書？總得得封賀信吧？
那就隻能硬生生以“弄丟了”對外搪塞了。
所以，即使遞國書，也不入記載之中，應當是比較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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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以上，可以認定，日本是堅持不接受唐朝的冊封的，這倒是不假，而且態度還相當不老實。
隋唐將日本與新羅、百濟、高麗一道列入東夷行列，史書記載也將其放在一起，始終稱其為倭，或倭國，不再稱其為倭奴罷了。
後大唐改稱其為日本，是因為日本使者老來中國，文化知識多了，弄明白了倭字不好聽，就自稱改名為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雲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並，故冒其號。”[ 《新唐書》]看來日本國名是日本積極推廣、唐朝逐步認可的。
在這些故事中，一直被中華列為蠻夷的日本，自稱“皇”和“天子”，始終希望與中國皇帝平起平坐，就體現了這種追求和維護平等地位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