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有幾所大學也發奮要建成“世界一流”，很是振奮人心。不過，我沒見到什麼資料中說明，有靠一流的大樓，靠兼並擴招，靠給所在城市留出指標、降低分數錄取本地學生，而成為一流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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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之爭
有一個有意思的事，可以一起討論討論。
伴隨教育改革，日本也發生了教育思想和方針的爭論。
大清洋務運動，始終被一個問題糾纏著——圍繞國體的論爭。
聰明的李鴻章們知道爭論沒用，幹是正道，但不得不爭，於是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消弭分歧，堵住頑固派的嘴。
日本人也麵對這個問題。而且從1878年夏天開始，掀起了一場“德育”論戰，這一戰，就是十幾年。
乍看這場論戰，竟然頗有些“抵製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衝擊”的意思。
這麼簡單說吧。開始是天皇侍講元田永孚一夥保守派，與伊藤博文一夥改革派鬥嘴。
元田對天皇說：文明開化政策“追逐文明開化之未端，破壞品行，傷害風化者不少”，將來有可能達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義的地步”。“今後須基於祖宗之訓典，竭力宣明仁義忠孝”，維護儒教的道德倫理原則。還要在學校內懸掛古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的畫像。
伊藤博文拉著井上毅等一幫人，起草《教育議》上奏天皇說，品行風俗的敗壞不在於文明開化政策，而是維新變革的不可避免的副產品（看來，拿“負麵效應”、“必需的代價”、“交學費”之類來辯白，掩蓋不加辨別地全盤吸收引進中的失誤，是從那時候就創造出來的）。雖然為了糾正風俗，的確需要研究，但不應該放棄國家的根本政策——文明開化政策，倒退回去“保護舊時的陋習”。
元田又寫了一篇《教育議附議》（關於《教育議》的議）給天皇，重申“忽視仁義忠孝”是風俗紊亂的原因，恢複儒教、“讀四書五經、尚廉恥、重禮讓、篤倫理的教育”是矯正風俗的手段。
元田、伊藤這兩撥人左一句，右一句，天皇兩個耳朵不知該聽誰的，夾在中間，倒像個傳聲的“媒介”。聽了四年之久，實在不耐煩，便出來表明自己是始終站在保守派一邊的。1882年12月地方長官會議上，天皇發言：“彝倫道德是教育之本，為我朝、中國所尊崇，雖歐美各國亦有修身之學，但我國對其采用仍不得要領，方今學科繁多，本末誤置者屢見不鮮。”
天皇認為，道和德是東方文化的根本，還認為是“我朝、中國所尊崇”的呢。而西方修身之學，我國用得不好，單純追求技術，搞不好要產生誤導。
一“崇”一“疑”，意思不是很明顯了嗎？
但天皇的傾向性意見，竟然沒有澆滅這場“嘴仗”，反而像潑了一桶油。
隨後一大批所謂思想家、教育家也卷進來，德育之爭很快便白熱化。
激進分子福澤諭吉，一向把儒教當成“毒害”思想的毒物，從正麵向儒教主義教育論發起連續攻擊；元田永孚又發表《國教論》，主張樹立以孔子為中心的國教，確立以儒教作為“百科基礎”的修身教育；西村茂樹發表《日本道德論》，主張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義，同時采納一些西洋思想，“以儒教為根本，西洋哲學為參考”。
最後連堅持或否定以宗教為教育基礎的兩派也摻合進來了。
亂了，徹底亂了。
喋喋不休，曠日持久，主導思想定不下來，中小學的修身課教學搞不下去了。
最後，一群地方官員湧上來，向內閣要求：文部省盡快確立德育方針，統一教學方針和方法。
這個很有意思的事情上，體現了東方國家在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當中，所遇到的一個共同的難題。放到大清，就是“西學為體”，還是“中學為體”的選擇。
事情的結果是什麼呢？
日本上下一致努力，問題解決了。
可惜的是，解決的不是儒家、西學的問題，而是皇家的問題。
第一任學部大臣森有禮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這家夥其實是十分推崇西學的。在任駐清公使時，曾針對李鴻章所問的“中學有幾分可用”，回答說“中學隻有二三分可用，西學倒有七八分可用”。現在，他又違背了自己的本意，提出了另一套東西。
森有禮為什麼轉變，這要問為什麼天皇會一直站在保守派一邊。
資產階級的啟蒙和開化，與皇權思想背道而馳，鬧大了，將對皇權構成威脅。天皇不傻。
森有禮的這套東西，吸取德國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提出“國體教育”，在思想教育上又強調以“忠君愛國”為根本，在學生中灌輸“萬世一係”的“皇統”教育。
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才是日本思想教育的基礎。
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什麼“儒家勝利”的好事，應該看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承中，都被抽取、改造成什麼了。忠君，服從封建社會秩序體係……這些才是日本天皇和一些大臣需要的。
為這麼點“退縮”，推崇西學的森有禮還陷入了“內部矛盾”，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被要求“全盤西化”的激進改革分子當成保守派，亂刀砍了。
砍了森有禮，皇統教育也不受什麼影響。1890年10月30日《教育敕語》頒布，以最高法律形式確定了教育方針，終於平息了自1878年以來的德育論戰。
也結束了自維新以來的教育改革。
最終，日本本著“以儒教為根本，西洋哲學為參考”的原則，搞出一套神學、儒學和近代國家主義的混合物，明確了把“忠君愛國”作為教育方針的靈魂、以培養“和魂洋才”作為教育綱領——到此，“忠君愛國”終於在近代日本思想教育中確立了主體地位。
這些“皇國”、“皇統”思想，在《教育敕語》中處處體現出來：
“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乃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在於此。”
“爾臣民，應……廣行公益，力行公務，經常遵守國憲、遵守國法，一旦危急，則忠勇奉公，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
“如是，則不獨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顯彰爾祖先之遺風。”
“斯道，實乃我皇祖皇宗之遺訓，子孫臣民俱應遵守，使之通古今而不謬，施內外而不悖。朕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鹹宜其德。”[ 《日本帝國主義的興亡》]
平時老老實實，為天皇流汗，急時啥也不說，為天皇赴死——就這麼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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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轟烈烈的德育論戰，就這樣結束了。
又是一場以東西文化之爭始，以“皇國”思想終的文化異化過程。
後來日本建立軍國主義體製、炮製法西斯製度、發動侵略戰爭，並給亞洲國家帶來災難，似乎也應歸功於這個結局。讀到後來這一件件史實，我每每都要記起那一幕奇怪的論爭。
“皇國”化也好，“開化”也好，如果指向一個目標“軍國”化，還有什麼好爭的？區別，無非是天皇本人勝了而已。
一套“忠君愛國”、“和魂洋才”的皇統教育綱領在日本實行了半個世紀還多，影響之深不可低估。
所謂《教育敕語》，也遠遠超出學校範圍，事實上是全日本人民的行為道德規範，統治著人們的意識形態，限製著人們的一切行動，雖然也倡導孝友恭信等道德品質，但更是從精神上驅使日本人民為“大日本帝國”、為天皇效忠。
直到把他們驅趕到中國、亞洲戰場。
直到把他們收進靖國神社。
外邊的人還在頂禮膜拜。
服務對象、教育指導方針的歧化，推動日本教育走向“靠偏方治大病”的歧途，最終結出惡果。
“文明開化”的明治維新，先在思想文化上種下了一大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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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