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轉化，特別是跨越“代差”的技術引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得已，長期雇傭洋人雇員。雖然解決了部分問題，但生產能力、研發改造能力始終未能趕上人家，大清造的船也好，槍炮也好，甚至炮彈的製造，工藝水平也始終相差人家一截。
畢竟，整體的工業化發展水平是軍事工業的基礎支撐。從金屬冶煉到鑄造加工，從技術到精度，無一不是大清軍工生產製造能力的製約因素。
這一不足所造成的不良後果，都將在此後的戰爭中無情暴露，這一點，我們後邊還會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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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海防人才
船，還要靠人來駕駛。
人有，前邊已經說到——航海專業學校已經開辦，人才早已開始儲備。而且，隨著大清水師建設的推進，新的學校也作為第一步的基礎工作，不斷建立和開始招生。
雖然這些招生工作一開始就遇到了難度，從當初開辦新式學堂起就有的難度。入新式學堂，等於斷了科舉之路。可不比“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在一個以科舉為進身途徑的社會裏，洋文西學那些新鮮玩意不受待見，生源問題就十分突出，以至福州船政學堂把招生的文化標準定在“粗通文墨”，年齡也放寬到16歲。
但，還真不能小看了那時的水師兵員素質。
《大清北洋海軍章程》規定：“戰官，由水師學堂出身，兼備天算、地輿、槍砲、魚雷、水雷、汽機諸學，及戰守機宜，充各船管帶，暨大、二、三副職事。”從這些要求上看，北洋艦隊各級軍官必須是科班出身，受過專業培訓，文化水平和基礎軍事素養，應該是不弱的。
除了自身培養，還要“送出去”、“請進來”。
從記載來看，南北洋大臣及實際負責福建、廣東水師的督撫，也十分重視，積極向外派學生學習。甲午前，就派出了三批留洋學生。
“光緒二年（1876年），沈葆楨會同李鴻章奏派學生，分赴英、法各國，入大學堂、製造局練習。此為第一屆出洋學生。”
“光緒五年（1879年）……沈葆楨疏言，續購蚊砲船四艘到華，以留學英國畢業生管駕，名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分防吳淞、江陰二口，為夾護砲台之用。”[ 《清史 誌 水師 海軍》]
第一批留洋的學生，三年後，已經學成並能自英國駕船駛回中國了。
“光緒十一年（1885年），曾國荃……與北洋大臣會奏，派第三屆學生出洋。”
除了分批派出留學生外，大清還不放過其它學習鍛煉機會，與各國聯係協調，派學生到外國軍艦上充任兵員，見習培訓，每有外購軍艦之機，則派官員帶船政學堂的學生到造船國船廠進行實習、見習，監督造船質量、進度，船成即學成，爾後自行駕艦歸來。
這種培訓人才的方式，可算短期培訓，是留洋學生的補充方式。
除此之外，船政學堂的學生也乘訓練艦，開始遊曆各國，實地操練，開闊眼界，無疑是有意識地鍛煉了學生的遠洋能力。
大清不惜重金，請“洋教員”來進行教習。
其中最突出的，清海軍史著墨最多的，是琅威理。
清史稿記載：“八年，北洋、粵督各購德國雷艇數艘。以英人琅威理司海軍訓練，與各國兵艦相遇，始有迎送交接之禮。”
琅威理，英國人，1843年1月19日出生，14歲進入皇家海軍學校，16歲入大英帝國海軍實習，以後一直在英國海軍服役。
琅威理與中國可謂有緣。
最早來華的經曆，是曾在在前邊所述的“李—阿艦隊”中任職，但因成立“中英聯合艦隊”一事未成，而隨艦隊回國。
1877年和1878年，兩次受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幹所請，擔任管帶（艦長），實際上負責了清政府所購兩批英製軍艦的接艦、移交工作。
當時李鴻章為正在編組的北洋水師尋找外籍顧問，琅威理得到海關總稅務司赫德、金登幹的強烈推薦。先前曾委托駐英公使曾紀澤在英國海軍部尋找人選，曾紀澤也推薦說，琅威理新近將送炮船來華，此人“誠實和平，堪以留用”。此外，英國海軍上將古德路過天津時，李鴻章與他談到擇派兵船熟手，古德也說琅威理明練可靠。
多方推薦考察，均說明琅威理是合適人選。
1879年11月，琅威理率領的四艘炮艇（就是“鎮北”、“鎮南”、“鎮東”和“鎮西”四艇）到天津，請李鴻章驗收。這次中國之行，讓他在李鴻章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別是幾次調閱操演，應該也是對琅威理的考校，李鴻章對琅威理親自指揮下進行的演練十分滿意，也感到琅威理勤幹明練，遂當麵商請，重金延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