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已經有了新的考慮——“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不爭一時之長短”，且待來日，等等。咱中國這種深謀遠慮的道理多了去了。
實際換一句更直接的話說——目前還不是動手的時候。
從李大人的心思裏，已經開始想著怎樣盡快結束這場“爭鬥”。
那根本稱不上戰爭，是一場日本職業軍隊對土著人民的殺戮，大清軍隊大兵壓境，基本上是準備列隊送日軍出境。
按李鴻章的理念，能“壓服”就算成功。
曆史不容假設。但這麼放日本人回去，而不是趁形勢有利、痛擊上島日軍，總是讓人鬱結。
大兵壓是震懾，如果死死揪住這撥人、趕盡殺絕，也許能起到更強烈的震懾作用。
後來二戰時的張鼓峰、諾門罕，蘇蒙軍毫不客氣，對敢於伸脖子的日本關東軍痛下殺手，一個半師團幾乎全殲，從此日本人再沒敢向蘇蒙方向動過念頭。
老子不呲出獠牙，你就當老子不會咬人了。
對於日本這樣的對手，不徹底打痛，而給他留個念想，留下“一雪羞辱”的機會，隻會讓它下一次進攻更瘋狂。
實在可惜。
還有一個能讓大清接受的是，這50萬元，比之陪償軍費的開價，除了還了還價，也換了個名堂，被拆成兩部分：給撫恤銀十萬，再給修道建房費四十萬兩。
好象賠償軍費不可接受，給點勞務費就能接受了，也許這算是商務活動性質？
這也算保全大清的顏麵？！
你小日本替琉球出頭，死了人了，還要我們給錢，擔負撫恤金、喪葬費、誤工費、青春名譽損失費？也沒人請你，你沒取得土地使用證、施工證，就無證施工，屬於違章建築，不但不拆，我們還得付錢買下來？
讓我們給撫恤，那日本人殺害的台灣民眾，那就不是命嗎？那就白死了？
但當時就是這麼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琉球反而明確向日本表示：我們沒有邀請，也不接受日本替自己出頭。
至於大清給難民的那部分撫恤銀兩，是日本人要的，也在日本人手裏，琉球人一文未取！
兩相比較，孰明孰暗？
事關切身利益的琉球所以這麼做，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中日兩國在1874年的9月22日簽訂了《北京專約》，共有三條：
1、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清國不指以為不是。
2、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
3、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清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凶害。
所謂別有議辦之據，就是史上所載的《會議憑證》。上麵列出具體銀兩數目，外加約定錢貨兩清，日本走人。
問題就出在專約的第一條。
大清官員可能對銀子的數量比較在意，但玩文字遊戲的功夫實在不夠。
日本人堅持因“牡丹社事件”出兵是“保民義舉”。據說這個措辭，就是英國公使、調停人威妥瑪給日本人出的主意！
而大清或是思緒不清，或是清楚明了但覺無須計較，最為可能的是，大清完全被日本用“台灣”問題牽住了鼻子。
日本出兵台灣，若為琉球，前邊已經辯明，在此更不應承認。處理起來，兩者也必須掰開。
在條約首條承認了這一點，那就等於明確說，琉球人成了人家“日本的民”了！
這一條，其害處尤其大。
從日本人的反映可以看得出。
雖然日本付出了1千5百萬元的軍費（還是借的加捐的，才湊齊），得到了50萬兩的現金收益，從賬麵上，怎麼看也是一筆連本錢都輸光的買賣。但是，據日本資料說：日軍回國，舉國歡迎，謂為大勝！
可見拿到這一紙承認書，有多麼大的好處。
好處就在第一條。
日本以台灣為目標，成功地獲得了頭一個巨大的成果——琉球。
大久保利通回去便報告：“通過與清之談判，彼承認我征藩地為義舉，並出銀兩撫恤受害難民，似足以表明琉球屬於我國版圖之實跡……”
這就是日本人的解讀。
此後至1879年，日本放心大膽地將琉球王室脅迫到京都，給了個華族（日本貴族階層）的待遇，然後設置一個縣，派個縣長過去。
琉球徹底由一國被降格成了一縣，起了一個惡心的名字——“衝繩”，直至今日。
沒辦法，實在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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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的“台灣之行”
日本人就是事多。
清史載：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前往琅軿，命領事福島九成謁沈葆楨提出四件事（日本人所稱的五事。第四件分開，就是五件事）：一，請派人受代；一，請撤銷兩國大臣來往公文；一，請被害遺骸於收埋處建碑表墓，許日人以後登岸掃祭；一，請以後台灣交涉事件，由中國官交廈門領事。
沈葆楨見撫局已成，就答應了，但要求登岸掃祭須有領事官鈐印執照，祭畢馬上返回。[ 《清史稿 誌 邦交 日本》]
終於結束了。
這所謂四件事，唯有兩件，一件可恨，一件可疑。
可恨者：把被殺的侵略者葬在台灣，還要充許日本人來上墳掃墓。
既允許他們來，誰能保證某一年他們是來上墳，還是來打劫？
可疑者：條約規定撤銷兩國大臣來往公文，這裏又重申，為何？
國家交往，大臣來往公文，是重要檔案，怎麼日本人卻要求撤銷？條約中有，此處也有。
我對這一情節百思不得其解，到處在中日兩方麵記載中尋找有關資料，忽然感到，在1874年日軍侵台之後一段時間，中日之間還是保持了相對平靜的關係（隻能用平靜這個詞形容），說不上友好，也說不是明顯敵對。
此後，相互之間小心地交往，似乎忘了這件事。日本政府為鎮壓國內暴亂，還曾向大清借了3萬發步槍子彈。
答案，也許就在這個“平靜狀態”之中。
種種記載說明，大清朝對日本還是有一種“懷柔”的成分。
這些，應該與大久保利通的台灣之行有莫大關係。
沈葆楨與西鄉從道的往來公文，全部事關交涉事項，內容如前所備述一致，那基本揭示了日本的不法行徑。
退出台灣，消除這些公文，維持中日之間剛訂的通商條約的精神，同時把責任推給西鄉從道。OK，大家就當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這就是對條約中第三條“永為罷論”四個字，最好的注解。
日本人給西鄉從道按上個“西鄉暴走”的記錄，也從側麵暴露了這一點。
維護這種“平靜”，是大久保的初衷，也是大久保的設計。
所以，大久保利通的台灣之行，不是客氣，而是必須，是重要一步棋。
為什麼需要這種平靜？
別忘了，這次入侵台灣的成果——琉球。
前邊所說大久保的報告中，“似足以表明琉球屬於我國版圖之實跡”之後還有一句，“但仍難說兩國分界業已判然”。
所以大久保建議政府，加快吞並琉球的步伐。
之後，日本人用了十年時間，來消化吞並琉球的“果實”。
騙局，自始至終都是精心策劃、精心實施的騙局。
小日本連這麼不講智商的東西都能拿出來玩，真是無恥者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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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這麼多筆墨，從日軍侵台事件說起，就是因為，一則，日軍侵台，使西洋和東洋更加看清了大清的軟弱，也使日本滋長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
特別是未經打仗就給錢，也讓西方外交官基本看出：大清隨時都會解開腰包掏出銀子，而不準備戰鬥。從此，在列強眼裏，大清就是一部提款機。
二則，這次事件，就是日軍圖謀侵略中國的一連串動作的第一步，與甲午戰爭同為鎖鏈上的一環。
三則，日軍侵台，直接刺激了清王朝的神經，決心大建海軍、經略海防。北洋海軍成軍之路由此發端。可以說，甲午戰爭，兩國在黃海不可避免地發生碰撞，展開命運對決，也是今日的發展結果。
我相信日本人的說法，就是日本當時是破釜沉舟，悲壯地走向戰場，走向那個未知的命運。
但這沒有日本自己主動作為、自食其果的功勞嗎？
假如日本人做大清的好鄰居，兩家用不著兵戎相見。
假如日本人不急著露出“背後的這一手”，表現得低調恭順一點，暗地裏建起一支艦隊，取得壓倒性優勢，那時再出手，沒什麼風險可言，也就用不著“賭上國運，與中國人一搏”了。
日本人似乎總想喚醒一個沉睡的巨人，結局是靠自虐式想象、也靠實際行動，為自己培養一個強大的對手。這次不行，還要再來，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打回到那幾個島上，割占的、新搶的地盤，怎麼吞進去的，還得怎麼吐出來。
一切歸零，白費了幾十年工夫、搭上幾百萬個靖國神社的鬼魂，還有陪葬的連靖國神社都進不了的幾百萬個日本人民的陰魂。這是不是日本人的悲哀？
這隻能說明，日本人骨子裏的狼性。
再狡猾的狼，終歸還是狼，掩飾不住的凶殘外露，按捺不住內心的貪婪躁動。
它永遠成不了獸中的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