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立國，二百年間，日本人一直躲在那幾個島子上，沒敢輕舉妄動。
時間就這麼過去，什麼也不曾發生。
仿佛什麼也不曾發生。
但實際上，直到日本被迫“開國”，唯一與日本保持貿易往來的，可能就是中國。日本人在安心地享受著大清商船帶來的財富，帶來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到大清來的也不少。
象嘉慶元年的時候，皇上下令對海上遇險逃生的日本人，給吃給喝，估計還給船票路費，送他們回國。此事就作為了一條規定來實行。（史載：上諭“日本商人每遇風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憫。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歸國。”著為令。）後來，日本長崎奉行（相當於市長）河津又致書江海關道應寶時，請求清國對日本經中國海域到歐洲或到中國內地學習、經商時，予以保護，大清國也準許了。（言其國人往來歐洲，時附西舶經行海上，或赴內地傳習學術，經營商業，皆有本國符，乞念鄰誼保護。）
這些都說明，此前，大清一直以仁慈之心，對日本加以恩遇。
可就是這麼個王八犢子，從1870年起，竟屢次三番派使臣來華，要求與中國訂立條約，又三番五次耍賴使詐，還本著“心有多黑，舞台就有多大”的英勇無畏精神，打算享受與西洋列強一樣的待遇（“日使初請照西約辦理”）。
也就是說，不但是互開商埠，還要沾沾“最惠國待遇”的好處。
幾天不見，行事見漲！真要跟洋人平起平坐啦？
不光是臉皮厚，而且也太低估我大清官員的智商了吧！
起初大清沒怎麼搭理小日本。
原因很簡單，一件事情如果既無必要，又有損害，有害無利，回了就是了。
處理也不費事，給點麵子，婉言謝絕。不把請求扔到日本人臉上，就算是大國風度、上邦禮儀了。
大清有如此反應，自然有現實道理。我們都知道晚清那些條約是怎麼回事。
一方麵，中國的條約基本上是與西洋強國“訂”的。說是“訂”的，其實那是被“打”出來的。至少目前看，日本也沒這個資格。有那麼點事也是日本低三下四地來求咱，還不是隔三差五地捎書信、帶土特產嗎？
二方麵，通商條約是為了做生意，跟小日本，不管從哪個方麵講，都似乎沒有訂約的“需要”。
大清推掉日本的請求，所依據的倒是實情。從江戶時代起，中國人就留居長崎，中國船也往來日本，通商貿易，但與大清打交道的，都是個別藩（也就是幕府和下邊的地方政府），一切隻是按照長期約定俗成的規矩辦，運作得好好的。直至明治維新兩國都沒有展開什麼正式的國交，更別說訂約了。
三方麵，大清國對“條約”真是怕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有種自然的警覺。西洋強國來訂約，也有個別的西洋小國跟著占了一些便宜。客氣回絕的背後，是防著日本照抄照搬西洋條件，謀取利益。
這麼辦還對了！
果然，小日本還真就是這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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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派人探路
1870年7月，日本外務大丞（外交部副部長）柳原前光來到天津，向直隸總督衙門遞交請求訂立條約的公函，打算做做前期的接觸，探一探路子。
清政府拒絕了，理由是“大信不約”，就是說：兩國關係這麼近，源遠流長，相互又非常信任，不需要那一紙文書。（關係不好的話，一紙文書隨時可以扯破，是吧）
柳原前光應該不是傻子，知道拿訂合同為“世界潮流”，來為大清普及“合同法”知識是枉然的，對中國人，還得交友誼、講利害關係。
於是，柳原拿出了日本人說謊話不變臉色的本領，開始忽悠。
招數就是“一訴苦”、“二討好”、“三拉攏”。
下手也很準，專找有影響力的重臣、同時也是反對訂約的關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