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講這些話，不過要青年知道許多偉大人物不是不可親近的，亦與我們一樣極富人情味的。所謂“聖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過了幾天，先生動身經歐返國。臨行時把一本Robert’sParliamentaryLaw交給我，要我與麻哥把它譯出來，並說中國人開會發言，無秩序，無方法。這本書將來會有用的。我和劉沒有能譯，後來還是先生自己譯出來的。這就是《民權初步》。原書我帶到北平，到對日抗戰時遺失了。先生時時不忘學術，經常手不釋卷，所以他知識廣博。自1909年至1911年期間與先生見麵時，所討論的多屬學問方麵的問題。
1917年至1919年期間，在滬與先生複經常見麵。幾乎每晚往馬利南路孫公館看先生及夫人。此時，先生正著手起草英文《實業計劃》，並要大家幫他趕寫。我邀同餘日章先生幫先生撰寫。每草一章，即由夫人用打字機打出。我與胡展堂、朱執信、廖仲愷、陳少白、戴季陶、張溥泉、居覺生、林子超、鄒海濱諸先生，即於此時認識。
有一時期，季陶先生想到美國去讀書，托我向先生請求。先生說：“老了，還讀什麼書。”我據實報告戴先生。戴先生就自己去向先生請求。先生說：“好，好，你去。”一麵抽開屜鬥，拿出一塊銀洋給季陶先生說：“這你拿去做學費吧。”季陶先生說：“先生給我開玩笑吧？”先生說：“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電影好了。”
先生平生不喜食肉，以蔬菜及魚類為常食。一日席間，我笑語先生是Fishtarian，先生笑謂以Fishtarian代替Vegetarian，很對。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北大校長蔡孑民先生離平南來，北大學生要他回去。他要我去代行校務。我於到平後不久，即收到先生一信。其中有句話，到現在還記得，那就是：“率領三千子弟，助我革命。”以後，我常住北平，唯有事南下，必晉謁先生。
北平導淮委員會繪有導淮詳細地圖。我知先生喜研工程，因設法一張帶滬送予先生。先生一見即就地板上攤開，席圖而坐，逐步逐段，仔細研究。該圖以後即張掛於先生書房牆上。
杜威先生來華，我曾介紹去見先生，討論知難行易問題。西方學者都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他們談得很投機。杜威先生是個大哲學家，但亦是極富人情味的，有時講一兩句笑話，先生則有時講一兩句幽默風趣話。他倆的會見，給我的印象是極有趣味的。
1921年，太平洋會議在美舉行。上海各界不放心北京政府。上海商會、教育會、全國商業聯合會等各團體推我與餘日章兩人以國民代表身份前往參加。我因欲取得護法政府之同意，赴粵謁先生。先生欣然同意我等參加，並即電美華僑一致歡迎。那時北京政府想要妥協，是我們聯合一批朋友共同反對阻止的。
1922年，於太平洋會議後取道歐洲返國。先到粵複命，並電告先生。至港，見郭複初先生乘輪來接，始知陳炯明叛變，先生避難艦上，無法晉謁，因由港返滬。
1924年，先生為求南北統一北上。餘至天津張園謁見，告以段執政對善後會議無誠意。先生說：“那末我們要繼續革命。”先生到平以後，一直臥病。我聞訊趕到，先生已不能言語了。1925年3月12日在北平鐵獅子胡同顧少川先生宅逝世。
先生在北平協和醫院臥病時，有中醫陸仲安曾以黃芰醫好胡適之先生病。有人推薦陸為先生醫。先生說他是學西醫的，他知道中醫靠著經驗也能把病醫好，西醫根據科學有時也會醫不好，但西醫之於科學如船之有羅盤，中醫根據經驗如船之不用羅盤，用羅盤的有時會到不了岸，不用羅盤的有時也會到岸，不過他還是相信羅盤。
以上所敘，是我個人所知道的關於先生的幾件日常瑣事。自舊金山小客棧開始，一直到先生在平逝世為止，所記都是小事，但從這許多小事裏，或者可以反映當年一部分大事。
卿相得不到大家的擁護，是國家的危險；大臣不同心合力，是國家的危險。
追悼誌摩
胡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再別康橋》)
誌摩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裏，在那迷蒙的大霧裏，一個猛烈的大震動，三百匹馬力的飛機碰在一座終古不動的山上，我們的朋友額上受了一個致命的撞傷，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覺，半空中起了一團大火，像天上隕了一顆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們的誌摩和他的兩個同伴就死在那烈焰裏了。
我們初得著他的死信，卻不肯相信，都不信誌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會死得這麼慘酷。但在那幾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過去之後，我們忍不住要想，那樣的死法也許隻有誌摩最配。我們不相信誌摩會“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誌摩會是一個“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著，大霧籠罩著，大火焚燒著，那撞不倒的山頭在旁邊冷眼瞧著，我們新時代的新詩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種死法，也挑不出更合適，更悲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