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著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介紹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誌願，也怕難於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裏靜臥著，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痊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
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沉鬱的眼光，凝視著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1932年8月1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於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我隻能將一本《外套》當作惟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紹介了望·藹覃(F．VanEeden)，紹介了愛倫堡(I．F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現在我以這幾千字記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倘止於這一次，那麼，素園，從此別了！
1934年7月16之夜
想要成為尊貴的人，在於任用賢能；想要成為神聖的人，在於使眾人齊心協力。
追憶中山先生
蔣夢麟
我在此文中所要講的，隻是我與中山先生個人關係中的幾件小事。
先生從事革命時，我還隻是一個學生。雖然對於革命很有興趣，但因學業關係，行動上並未參加。1908年(光緒末年)我到舊金山卜技利加州大學讀書，那時先生時時路過舊金山，但直到1909年(宣統元年)某日，我才有機會與先生見麵。見麵地點是舊金山唐人區Stockton街一個小旅館裏，那一天晚上由一位朋友介紹去見先生。這位朋友就是湖北劉麻子，即朋友們都叫他麻哥的劉成禺(禺生)先生。我和他是加州大學同學，又同是舊金山《大同日報》的主編。《大同日報》是中山先生的機關報，因這關係，所以與先生很容易見麵。麻哥為人很有趣味，喜歡講笑話。中山先生亦戲稱其為麻哥而不名。中山先生雖不大說笑話，但極愛聽笑話，每聽笑話，常表示欣賞的態度。
第一次在Stockton街謁見先生，所談多為中國情形，美國時事．若幹有關學術方麵的事情，詳細已不能記憶。其餘則為麻哥的笑話，故空氣極輕鬆愉快。中山先生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意誌堅強、識見遠大、思想周密、記憶力好，對人則溫厚和藹，雖是第一次見麵，使人覺得好像老朋友一樣。大凡曆史上偉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見如故，所以我與中山先生第一次見麵是很不正式的，很隨便的。
此後，先生在舊金山時，因報紙關係，時時見麵。武昌起義時，我尚在報館撰文，劉亦在。而先生來，謂國內有消息，武昌起義了。聞訊大家都很高興，約同去吃飯，一問大家都沒錢，經理唐瓊昌先生謂他有，遂同去報館隔壁江南樓吃飯。談得很多，亦極隨便。大家偶然講起《燒餅歌》事，中山先生謂劉基所撰一說是靠不住的，實洪秀全時人所造。又連帶講到劉伯溫的故事。
一次，明太祖對劉基說：“本來是沿途打劫，哪知道弄假成真。”
劉謂此話講不得，讓我看看有沒有人竊聽，朝外麵一看，隻一小太監。問之，但以手指耳，複指其口，原來是個耳聾口啞的人。
於是這小太監得免於死。大家聽了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