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無與倫比的溝通藝術，與其說直接表現在與各種對手的舌戰或友好交流上麵，倒不如說主要表現在他對所麵臨的談判的準確判斷、及時抓住時機、待機而發上，或者說正是這二者的結合，使他在談判桌前應付自若，最終皆大歡喜。周恩來在與前法國總理富爾的談判中表現出的平等協商、尊重對方選擇的方法，正是他獲勝的奧妙之一。
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迅速地擺脫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提出了不急於得到西方國家的承認、同西方國家建交的方針。但是，周恩來又認為，也不能自己將自己的手腳捆起來，我們是否同西方國家建交，還要“看一看它們是否接受我們的建交原則”，這個“立場必須十分堅定，思想必須十分明確”。
朝鮮停戰後，特別是周恩來代表新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影響，加上50年代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西方國家不能不重視新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連美國也在同我國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於1955年開始與我國進行大使級會談，西德、法國、意大利等國也頻傳信息，表示願與新中國接觸，建立和發展貿易關係。顯然，對中國采取現實主義態度已日漸成為西方各國的迫切要求和普遍趨勢。就法國而言，戴高樂把同中國建交和發展關係視為推行其抗美獨立戰略的重要一步。
20世紀60年代初，法國國內外各種因素使它要進一步加強與我國的關係。
1963年10月，戴高樂選派富有外交經驗的政治家、前總理富爾以私人身份來中國進行為期兩周的訪問，以促成中法建交。
周恩來仔細分析了法國所麵臨的形勢，對中法關係做了仔細的分析和充分的估量，然後向黨中央提出，“自動上門的客人要迎接”。
於是，當富爾到達中國時，外交部給予他以較高的禮遇，毛澤東、劉少奇分別會見了他。
周恩來同富爾進行了多次實質性會談。在會談中，周恩來始終堅持原則，但又不強人所難。
周恩來一開始就坦誠地對富爾說：“世界各國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各有不同，很難一致起來，我們要找共同點，把不同的保留，不發展爭論。”
對此，富爾點頭表示讚同。
周恩來接著說道：“我們很讚賞戴高樂將軍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行動，讚賞法國順應時代潮流，實行非殖民化政策和平解決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問題；讚賞法國反對莫斯科三國條約和超級大國壟斷國際事務的立場。中法兩國雖然社會製度不同，但在上述重大國際問題上有著共同語言。這些共同點正是中法建交的政治基礎和我們發展關係的共同出發點。”
接著，周恩來主動地向他介紹了我國對美、蘇關係的狀況和政策，對聯合國問題的態度，特別是對台灣問題的立場，使法方對我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但狡猾的富爾在會談中強調兩國在互相承認的問題上不應提任何條件，實質上是避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和反對“兩個中國”的問題。周恩來對此看得十分透徹，但在會談中並未直接予以駁斥，而是在具體建交問題的討論中牢記我方原則，並通過雙方內部協議的變通方式使問題得到解決。
在同富爾探討兩國建交方式問題時，周恩來從大局出發，以平等的方式，充分尊重對方選擇。
周恩來首先向他介紹了我國同西歐各國關係的狀況，並表示：“法國可以從同中國完全平等的地位出發，選擇其中任何一種方式：或全建交，如瑞士和北歐諸國那樣；或半建交，如英國、荷蘭那樣；或暫緩建交。”
周恩來還指出了三種建交形式所必須做的承諾或會產生的後果：“采取全建交方式必須以同蔣幫斷交為前提；半建交如當時的英、荷對華關係那樣，對雙方都將不太愉快；如果暫緩建交，則雙方應采取積極創造條件促進早日建交的態度而不是消極等待，可先設貿易代表機構等。”
周恩來直接告訴富爾：“中方歡迎積極的直接建交方式。如果法國認為采取勇敢的行動斷絕同蔣幫的關係同中國建交的時機已到，中方歡迎這種決心，也願意同法國建交，直截了當地交換大使。如果戴高樂將軍覺得時機尚未成熟，還有困難，我們願意等待。”
周恩來的這番談話既堅持了原則，也體現了我方平等協商、尊重法方選擇的誠懇態度。正是這種態度使談判富有生氣，得以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