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可謂是中華傳統美德中的一種，它包括：誠實、真實、現實、踏實、務實……千百來年，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實”字首推為一條原則。在品格上，它是正直的象征，在現實生活的工作和學習中，務實，又是做事的重要原則，清華大學，近一個世紀以來，就是憑著“務實”這一精神，實實在在地為社會培養出了一批批實幹型的人才。務實，不僅是清華人做事的準則，也應該成為後來人們做事的一貫準則。
人生範本：聞一多：務實學，絲毫不苟
聞一多之弟聞家駟在聞一多逝世30周年之際，曾這樣回憶他的兄長聞一多。
我們弟兄五人，一多行四，我行五。我們嫡堂弟兄十七人，一多行十一；我們經常叫他十一哥，但更多的時候叫他一哥，至今我們還是這樣稱呼他的。
他入清華的學名原來是聞多，以後，加了個“一”，叫“一多”，但一多和一哥這兩種稱呼中的“一字”，彼此是沒有關係的。一多兄比我大六歲，他不但是我的兄長，而且也是我的師長，我一生在讀書、學習、工作和政治活動等方麵，都曾得到他的親切關懷和具體指點。
早在清華念時，他就關心我的前途，鼓勵我考清華中等科二年級，寫信告訴我準備哪些功課，還要求我寫讀書心得。後來他在美國留學，雖說學習很忙，還是在家信中經常囑咐我課外要多閱讀雜誌，打好普通知識的根底，他說“根底既成，思想通徹，然後談得上做專門的學問。此非文科獨實，實科亦莫不然。”又囑咐我要多寫信質疑問難，“雖遠隔重洋，書信往來，節序已遷，但研究學問，真理不改，時間不足以囿之也。”（見聞一多全集四卷，書信，73頁）。但是後來針對我的具體情況，他又叫我停止寫劄記，不如以此時間多讀書，獲益更多。他在信中這樣寫道：
“如今你的缺點乃在於‘思而不學則殆’。讀書甚少，僅就管窺蠡測之知識，思來思去，則縱能洋洋大篇，議論批導，恐終於萬言不值杯水耳……。例如本次劄記中讀老子哲學，固見思力，但此種問題，我尚望之卻步，況吾弟之初學，豈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種見我妥存之腦中可也，筆之於書則不值得。故目下為弟之計，當保存現有之批評精神以多讀史書……。雜誌除《創造》外，若《學藝》、《東方雜誌》、《民鋒》、《改造》亦宜多看，以求得普通知識……。”（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今天重溫他對我的這些懇切嚴明的教導，不但使我深受感動，而且覺得他這種務求實學、不尚空談的治學態度，對今天廣大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也是有益的。
令人難忘的是暑假兩個月的家居生活，他給家裏帶來的那種自由、活潑、新鮮的氣氛。我們家庭雖說比較早地接受了新時代潮流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閱讀到《東方雜誌》和《新民叢報》之類的書刊，但是讀四書五經的傳統習慣仍然存在。在經子史集四類書籍中，父親主張讀經，一多兄則主張多讀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這兩個月的時間來大量閱讀這些書籍的。他嫌一般的書桌不夠使用，於是便把裁縫做衣服用的案板拿來當書桌，上麵堆滿了各類書籍以及稿紙和稿本，重疊雜遝，每隔幾天，總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聞一多先生的書桌”，從他青年時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學以前，是在父親的督促下念書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對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響之下，我也讀起《史記》、《漢書》、《古文詞類纂》、《十八家詩鈔》這一類書籍來了。他在某一年暑假給他的朋友和信裏曾寫道：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破家亡，離鄉背井，他到了昆明，接著我也就去昆明了。我第一次看到的關於介紹中國革命情況的書籍，是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這本書是一多兄交給我的，而在看完以後，又遵照他的囑咐傳遞給另外一個朋友了。在新華書店還沒有在昆明設門市部以前，我看到的《新華日報》和《群眾》等書刊，多半都是從他那裏取來的。他的那些仗義執言，追求真理，愛憎分明，充滿戰鬥激情的文章和講演，如《可怕的冷靜》、《畫展》、《五四運動的曆史法則》、《一二·一運動始末記》、《人民的世紀》等等，曾經感動過許多人，也感動過我，對我的啟發和教育很大，盡管我當時常常感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他曾經不止一次對我這樣說過：“千百萬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自己也在饑餓線上掙紮；不是我們不想研究學問，現實逼得我們不得不走出書齋啊！”
大約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我寫了一篇介紹戈吉野的文章，發表在昆明文藝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國十九世紀唯美派詩人，讀一點或介紹一點唯美派的理論和作品，就其本身來說，原無可厚非；不過在國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種局麵下談唯美派，則顯然是不合適的。我當時也意識到這一點。後來，我問他看到那篇文章沒有，他笑著說：“你現在還寫這類文章啦！”我回答說：“那是我在這方麵寫的最後的一篇文章。”但緊接著我又補充說：“藝術好比是座公園，城市裏總該有這麼一塊清靜的地方。”“不對。”他立刻回答說，“在非常時期，公園裏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語道破文藝問題的實質，使我在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而促使我不久以後寫了《死去再生——向羅曼羅蘭學習》的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