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餅在長安各個階層深受歡迎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活躍在長安酒肆、飯鋪、商店、市井的胡人，主要是塔裏木河流域及中亞一帶的西域胡姬、藝人、商賈、士人，也有少量印度人和波斯人。印度人多為僧侶，波斯人中商人居多。《太平廣記》說，長安一位老者與杜子春相約，就定於“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可見波斯人開的商店，在長安城內很顯眼也很有知名度。
飲食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飲食文化也就成了人類文明的基礎。
古代西域飲食中占重要地位的肉類、奶製品、水果、葡萄酒，烤製的主食胡餅，以及餐飲具刀子、托盤、大酒杯等，這些傳統一直流傳至今，也為西方許多國家民族所保留。實際上，西域飲食文化的東傳，無形中使東方和西方在這一領域裏拉起了手。
此樂本自龜茲出
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文化，並不單純是由漢文化構成的。在締造中華民族偉大文化寶庫過程中，西域文化以及通過西域塔裏木河流域為媒介而東傳的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是不應忽視的。
隨著佛教傳人中國，作為佛教載體之一的佛教音樂也傳人中國。但是這種佛教音樂是經過改造和再創造的，首先經過了塔裏木河流域各民族的改造和再創造。玄奘對龜茲國的印象是，“管弦伎樂，特善諸國”。法顯眼中的於闐，則是“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佛教音樂的傳人，給原本就酷愛音樂的西域民族，帶來了音樂發展和創新的興奮劑和刺激素。也為封閉於塔裏木盆地的西域音樂文化，增添了向外輻射的活力，揚起了遠播東土的風帆。
曆史記載把西域音樂東傳的時間，追溯得非常遙遠。早在上古時代，黃帝派遣伶倫到昆侖之南伐竹製笛，吹奏鳳凰之音；穆天子西遊，與西王母飲宴於昆侖瑤池之上，西王母載歌載舞向穆天子敬獻玉笛。這些揭開西域與中原音樂文化交流序幕的故事，雖然隻是一些傳說，但卻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西域民族自古就與音樂有緣的信息。
中原王朝曆來重視以禮作樂，禮樂治國，帝王們喜好管弦鼓琴，享受“堂堂之樂”。秦始皇善擊缶，漢高祖愛楚風，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恢複了先王之樂並創製雅樂以歌頌功德、祭禮飲宴，甚至將雅樂以國家典章形式固定下來。這就形成了漢朝的“興樂教、觀風俗”，就是說讓音樂既起到欣賞娛樂的功能，又可以探測民意，觀風施政，維護其統治。為此朝廷設立樂府官署，專門管理音樂創作，教習和演奏。西域音樂的傳入，必然對宮廷音樂產生衝擊，一股清新剛健的“胡樂”之風悄然興起，甚至令帝王都改變了自己傳統的審美情趣。
喜愛長江流域“楚風”音樂的漢高祖，在西域音樂影響下就改變了口味。據記載，漢高祖在後宮“常以管弦歌舞相歡娛……
至七月七日，作於闐樂”。西域於闐樂，已登上了漢劉邦宮廷的大雅之堂。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於公元前126年返回長安時，也帶回了經過於闐、龜茲改造變種的佛曲《摩訶兜勒》。至於漢靈帝更不用說，不僅自己喜好胡箜篌、胡笛、胡舞，還引得京都貴戚們也紛紛效仿。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西域與中原樂舞藝術大融合、大交流、大發展的時期。前秦大將呂光奉苻堅之命西征，降服者36國，攻破龜茲後，呂光以兩萬頭駱駝、萬餘匹駿馬馱著“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等返回中原，這“奇伎異戲”就包括了西域的樂舞伎和樂器。北魏通西域時得“疏勒樂”，西魏得“高昌樂”，宮廷飲宴時備用，並於大司樂教習。特別是北周武帝迎娶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公主為後，可汗組織了規模空前的龐大樂舞團，包括“龜茲樂”、“疏勒樂”、“安國樂”、“康國樂”等，作為陪嫁送往長安。後來，高昌國又派出一支“高昌樂”隊，向隋文帝楊堅奉獻“聖明樂曲”，其曲調很快被宮廷樂隊學會。同時，《西國龜茲》、《齊國龜茲》和《土龜茲》三個樂部也盛行長安，並從宮廷發展到民間。
以西域音樂為先導的西域文化，以其濃厚的異國情調、新穎奇特的風貌，進入中原漢文化領域，影響著中原朝野固有的文化觀念和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