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在繪畫神聖的宗教題材時，大膽加進世俗民間的生活內容，這樣就更加貼近群眾，引起人們的共鳴。如在正襟危坐的佛和菩薩前麵，特意描繪西域歌舞的優美形象，甚至將菩薩也描繪成現實生活中的西域美女，令觀者耳目一新。還有那些反映西域風土人情和表現中原和西域各民族友好往來的作品，也給中原人民帶來新的審美感受和感官愉悅。
《曆代名畫記》對尉遲乙僧的畫壇地位作了如下評價：“國朝畫可齊中古，則尉遲乙僧、吳道玄、閻立本是也。”談到畫家的名價品第時說：“乙僧、閻立本一扇值金一萬。”唐人把東晉時畫家顧愷之、南朝畫家陸探微列為“中古”時代代表畫家，當時的收藏家認為必有顧、陸的作品，“方可言有圖畫”，因為他們的繪畫是“人間切要”，為“世之所重”。張彥遠在唐代畫家的星海中，僅舉出尉遲乙僧、吳道子、閻立本可與顧、陸齊名，竇蒙也有“尉遲乙僧可與顧、陸為友”的說法，評價極高。在唐代畫家中，閻立本是公認的唐初畫傑，人物畫成就最高，其畫被稱為“神品”，可以說是藝絕當代。吳道玄是另一位天才畫家，他畫的人物“立筆揮掃，勢若旋風”，甚至使“觀者喧呼”、“驚動坊邑”，其作品堪稱“範畫”，所以被人們視為“吳家樣”，而冠絕於世。畫史畫論把尉遲乙僧與唐代畫傑、畫聖閻立本、吳道子相提並論，更有湯垢在論及高麗國佛畫時說“其源出於唐尉遲乙僧”。尉遲乙僧在唐代畫壇和藝術史上的地位顯而易見，說明唐代論家“畫無古今”的評價標準，以及推崇畫家時不分種族地域的開闊氣度。
尉遲乙僧在中原畫壇取得這麼高的聲譽，一方麵得益於他善畫西域人物和鄉土風光的題材優勢，更重要的是他的繪畫展現出一種雄奇怪異的藝術個性。畫史、畫論說乙僧的繪畫“奇形異貌”、“時號奇蹤”、“匠意極瞼”、“千奇萬狀”，這是對他獨特藝術表現的真實寫照和高度概括。他自幼生活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前沿，塔裏木河源流的山水之間，西域的奇貌雄風、陽剛壯美，宗教隆盛的怪異氛圍和神秘色彩，造就了他不同凡響的藝術個性，他筆下的人物性格、內心世界、服飾外貌、時空環境，都給人留下過目不忘的印象。
在佛教繪畫中天王像是普遍的題材，乙僧所畫天王卻十分奇特，天王穿紅色袈裟危坐磐石，頭頂骨突起如五嶽聳立，而天王的眉目口鼻描繪得“如星月麗天”。十八羅漢所穿袈裟則五顏色，狀貌奇古。羅漢們麵對天王的敬畏表情，更是描繪得形神俱佳。乙僧畫的胡僧，是西域典型的濃眉腮胡、兩耳垂肩的美男子，與其說是奉佛修行的僧人，還不如說是塔裏木河綠洲農田裏的耕夫壯漢，雙目生輝，體格魁梧，頭頂風沙，一身豪氣。還有那幅《降三魔女圖》，可謂與眾不同，畫出了深度，畫出了新意，觀之觸目驚心，感受到一種神奇的藝術魅力。本來這一題材情節非常複雜，尉遲乙僧卻把一串故事概括在一幅畫麵中。這幅畫無疑是在歌頌釋迦牟尼苦行修煉時如鋼的意誌，但由於乙僧的匠心處理，進行了怪異的變形，反而使魔女顯得美豔絕倫，風華正茂，充滿青春活力，一派西域女子風韻。而釋迦牟尼卻被誇張變形為骨瘦如柴、“脫皮白骨”，成了僵硬無活力的老朽，使正道與魔道的對比反而成了醜與美的對比。尉遲乙僧也許並非有意為之，但畫麵給人的感受就是如此。由此也可窺視尉遲乙僧藝術個性怪異的一麵。
尉遲乙僧具有宏觀眼光，雖然獨具藝術個性，但在思想理念和審美意識上，很快靠近了中原文化的大背景。他在保持於闐畫派原有技法長處的同時，對自己繪畫的構圖和人物形象的姿態進行多樣化變革，追求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畫，使自己以往過於宗教化的神秘色彩，逐漸融進唐朝哲理與詩化的大潮。他能與閻立本、吳道玄進行藝術交流並受到唐代詩歌、樂舞的熏陶，加上活躍異常的曆代畫史、畫論的影響，使乙僧的繪畫廣納精華，達到形神兼備、表現技巧和文化內涵並重的境界。最終如川流大海，尉遲乙僧的繪畫完全融入氣魄雄偉、風格豪邁、色彩斑斕輝煌的唐代中國繪畫藝術之中。
尉遲乙僧於貞觀六年來到長安時，大約是一位20歲左右的青年，他當時已是以“丹青奇妙”而著稱於闐了。到長安後被授為宿衛官，之後接父親尉遲跋質那的班，襲封郡公。至景雲年間，他還健在人世，接近百歲高齡之際，長眠於唐都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