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原前秦將領羌人姚萇稱帝於長安，國號大秦。他聽說鳩摩羅什之名，曾虛心邀請，但後涼呂氏認為羅什“智機多解，恐為姚謀”，拒絕放行。後秦建初九年（公元394年）姚興即位，又遣使邀請，仍未獲放行。後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興出兵西征，後涼王呂隆大敗而降，鳩摩羅什這才被後秦迎往長安。來自龜茲的佛教高僧鳩摩羅什，這時已57歲了。
鳩摩羅什到達長安後，姚興待之以國師之禮。宗室顯貴都信奉佛法，公卿以下莫不歸心，長安城裏名僧群集，法化隆盛。羅什的到來適逢其時，如魚得水。弘始四年，羅什應姚興之請，住逍遙園西明閣譯經。聚弟子八百，率僧眾三千，開始了中國曆史上規模空前的譯經活動。這次譯著佛經，工程浩繁，數量驚人。羅什主譯的經典有《大品般若》、《法華經》、《維摩詰經》、《阿彌陀經》、《金剛經》、《大智度論》等共四十七部，約三百九十四卷，第一次係統正確地向中原介紹了大乘空宗理論。
在鳩摩羅什到達長安之前，佛經翻譯雖然日漸增多，但譯文“多滯文格義”，“不與胡本相應”。羅什說：“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華，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嘔穢也。”
他主張改直譯為意譯，力求其達；強調不失大義，以求其信。作到既信且達，義至文美。
羅什譯經莊重嚴謹，常“一言三複”，“與眾詳究”，因此他的譯文“意皆通圓”、“辭潤珠玉”。弟子們稱譽“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在傳譯文體上，羅什特別重視保持原文語趣，生動宜於詠誦。由於他學貫東、西，精通胡、漢，所以能“手持胡經，口譯秦言”，力求佛經語言中國化，結果使一大批佛經成為中國漢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中國翻譯史和佛教文化史上樹起了一塊裏程碑。
鳩摩羅什在佛教文化上的建樹，得益於他在涼州十七年對漢語和漢文典籍的學習，也得益於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對佛教經典的爛熟和發揮。他知識淵博，傲然出群，崇奉中觀的佛教哲學，主張旗幟鮮明，寸土不讓。但他對僧徒同道循循善誘，以誠相待，培養了許多造詣很深、名冠華夏的僧人。這裏聚集著全國僧侶精英，才俊輩出，學蓋內外。後世對鳩摩羅什的僧徒高手有所謂四傑、八俊、十哲等美稱。
鳩摩羅什畢竟出生在狂放之風、陽剛之氣流行的西域，所以他“為性率達，不曆小檢”，到長安後又娶宮女為妻，生子二人，並受伎女十人，不住僧室，別立解舍，供給豐盈。這與佛教戒律及所傳教義相悖。但羅什尚能對自己一分為二，每至講說，常自嘲道：“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采蓮花勿取臭泥也。”
羅什在後秦國主姚興支持下主持譯場，全國文化理論的重心向佛學轉變，佛教譯場一時成為中原文化理論的策源地。這種思想轉化，使東西方文化和中原與西域各民族的距離縮小了。
鳩摩羅什在譯經的同時，從來沒有放棄過登壇講經，弘宣其極富理論哲學色彩的大乘空宗即中觀學說。他雖然沒有創造出一個獨特的理論體係，但在當時人們不懂梵文的情況下，往往把傳譯者看成是一種思想理論的創立者。這樣，鳩摩羅什無形中就起到了中國化佛學奠基人的作用。
羅什的文學天賦很高，他翻譯的經典極具文學色彩，在文風上衝破六朝時士大夫階層那種華而不實的風氣。有些章節故事性很強，已具備了短篇小說的特點，成為當時流行的文學讀物。
有的偈語則顯露出哲理詩的特點，被人們當作格言廣泛引用。
鳩摩羅什翻譯的數百卷經典，引起全國佛寺、佛塔建築的興起和石窟寺雕塑、壁畫藝術的風行。這些佛教藝術形式，對漢文化的心理結構和民族精神注入了新鮮血液。
一切曆史都是思想文化史。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震蕩是十分強烈的。印度佛教征服了偉大的中華民族，但同時中華民族也完成了對佛教文化消解、改造、融會和重建的過程，使外來文化中國化。鳩摩羅什的譯經弘法活動，正是這種過程的重要體現。
中國佛寺建築和石窟造像、壁畫藝術，是佛教教義的形象資料，是佛教精神的生動體現。鳩摩羅什所譯經典的廣泛流傳，就成為建築工匠和藝術家創造佛教建築藝術和繪畫藝術的文字範本和構圖依據。從而營造出一個個天國樂土的縮影。
宗教可以消亡，宗教經典和宗教藝術是永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