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結束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授予徐天良為“一級戰士榮譽勳章”的最高功勳，中央軍委授予他二級戰鬥英雄的光榮稱號。他還在另外幾次戰鬥中兩次榮立三等功。
1955年國慶節，徐天良站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中間，同他們一起參加國慶觀禮。他還在十大元帥的授勳宴會上，作為南京軍區的英模代表舉起酒杯，向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十大元帥敬上美酒……
這樣一位戰功卓著的功臣，1979年從部隊轉業到巫溪縣廣播局，故鄉竟沒有人知道他是戰鬥英雄。其實，20世紀50年代的戰功喜報早就寄到了巫溪縣民政局，隻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檔案資料被抄，民政局的人員已經調換，後來誰也不知徐天良的喜報在何方。
英雄的本色永不褪
徐天良出生在大寧河畔的長渡鄉。他是山的兒子，鑄就了大山一樣的性格。20歲那年，他和村姑洪德英結了婚，可婚後不久，厄運發生了，一個夏天的夜裏，他被國民黨抓了壯丁。不久，一次偶然的機會，他開了小差，毅然加入了人民解放軍。
徐天良被抓壯丁後，他的家人哪裏知曉其生死。妻子洪德英苦苦期盼著，直到新中國誕生後的第6個年頭，她與回家探親的徐天良在故鄉的小路上擦肩而過，竟誰也沒認出誰來。直到徐天良回到家中，夫妻倆才抱頭痛哭一場。
1979年，徐天良從部隊轉業回到故鄉，他時時處處都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出現，從沒亮出自己的軍功章。妻子治病花去數萬元，已是負債累累，他也沒向組織伸過手叫過苦。
由於多年積勞成疾，洪德英身患多種疾病，尤其是腿部潰爛不止，每次打開繃帶滿屋發出腐臭味。徐天良天天為妻子洗傷口、換藥。繃帶本應用一次就丟掉，但為了節約開支，他把滿是膿血的繃帶洗了又洗，一晾一大竹竿，就像戰爭年代的急救所。
1988年春節，洪德英病情加重，徐天良沒有驚動單位領導和同誌，自己悄悄到醫院給妻子拿藥，可是服藥後仍不見效，非住院不可，他才請了幾個同誌把妻子抬進醫院。徐天良身上空空如也，妻子知道丈夫沒錢，她死不住院。徐天良立即找人借了200元，才使妻子轉危為安！
徐天良當上廣播局的副局長後，家裏依然很清貧。局裏沒人願住的房子他們搬進去，一住就是四五年。屋內一遇天氣變化地麵就冒水，不幾天衣服就長上一層黴。本是病人的洪德英住進陰暗的屋裏後，病情漸漸加重，常常高燒不止。洪德英一生患了多種疾病，腿部潰爛幾十年，還患有高血壓、冠心病等。洪德英知道徐天良不會向組織申請“特殊化”，她一直咬牙堅持著。
不久，局裏考慮單位職工住房緊張，為緩解矛盾在屋頂增加一層。大家紛紛建議徐天良一家搬進加層。可他沒有采納同誌們的建議，微笑著對職工說：“我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長，怎麼能去住呢？我搬進去了，原來的矛盾還是存在，還是先讓最困難的同誌去住吧！”
1989年2月，長期患病的洪德英去世了。幾十年來，洪德英一直沒有工作，治病和全家人的生活開支全靠徐天良的工資。盡管生活的擔子那樣沉重，卻沒有影響他們的夫妻感情。如此善良堅強的妻子逝世了，徐天良陷入萬分悲痛之中，幾天茶飯不思……把妻子送上山後，徐天良又欠下了600多元債。他和兒子經過整整一年的省吃儉用，才還清了全部借款。
妻子去世以後，高中剛畢業的兒子徐必紅待業在家。徐天良發現兒子思想情緒不對勁，書也看不進去，情緒很反常。他有些擔心了，便把剛滿17歲的兒子送到糧站飼料加工廠幹起了搬運工。炎炎夏日，原本白生生的兒子，被烈日曬得油黑發亮。兒子把40多天掙來的80多元交給徐天良，老徐望著兒子，眼裏滾著淚花，什麼也說不出了。
單位職工不理解徐天良的舉動，有人質問他：“你讓兒子去日曬雨露，難道心裏不痛？”徐天良動情地說：“孩子的成長離不開艱苦的磨礪啊！”徐天良對兒子“殘酷”，兒子也沒有怨言。直到徐天良退休後，兒子還在糧站幹著搬運工。
好心人為英雄“搞特殊”
1989年9月，巫溪縣委、縣政府製訂政策，凡是獲得高級職稱的知識分子或在省以上獲獎的同誌，其子女招工可以優先照顧。
副局長劉平修了解到縣裏決定照顧的名單上沒有徐必紅，她為此大為不平。她跑進徐天良家，逼著徐天良取出勳章讓她看看。徐天良不知道劉平修要幹什麼，隻好取出勳章和證書。劉平修奪過勳章和證書便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