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浙江大學“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中國傳統文化與江南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個子項目，從2003年立項到現在正式完成並交付出版社出版，先後長達六年。之所以如此，固然與諸多雜事的纏身不無有關，但同時恐怕也有選題方麵的客觀因素。因為“江南文化”的題目實在有點大，它與當下的社會文化語境似乎顯得有點“隔”；其概念內涵、邊界也不那麼清晰，處理不當，很容易流於空洞或空疏。再說，可用作借鑒的、直接有用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
本書采用以浙江、江蘇為主，兼顧上海的方式對此進行解讀。也就是說，將“江南文化”具體為浙、江、滬三地的文化，這也是通常所謂的狹義的“江南文化”的概念。具體論述分上、下兩編展開：上編部分，主要從“思潮與事件”兩個維度展開論述，涉及“斷裂”事件、“新概念作文”事件、《沙家浜》事件、餘秋雨及其文化散文的論爭、金庸及其武俠小說的論爭、江南的尋根文學、江南的先鋒文學等。
上述這些事件與思潮當然很複雜，但它們都與江南文化具有密切的關係，是江南文化在特定時空環境下的特殊表現和必然產物。尤其是作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兩大文學主潮的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它的生成和發展更是與江南文化息息相關。可以說沒有江南文化的直接融入和催化，就沒有它的挾裹文壇的潮湧。
下編部分，著重從“創作與批評”兩個維度進行觀照，具體包括作家創作、文學批評、批評家的實踐以及文學刊物等有關內容。它與文學本體相對較近，自然也相對較為具體地探討江南文化之對跨世紀文學思潮的影響。需要指出，在作家創作部分，本書隻選擇了餘華、蘇童、畢飛宇和艾偉四位作家，這主要是考慮年輕或較年輕作家已日益明顯地在跨世紀文學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它並無價值評判的含意。實際上，在“幾代同堂”的當代中國文壇，每代作家甚至每個作家都在為文壇作出屬於自己的、他人無法取代的貢獻；包括比餘華、蘇童、畢飛宇和艾偉年長或同代的作家，也包括比他們更年輕的作家，我們在這裏隻是舉例分析而已。
十年前，筆者曾主編出版過一本《文學浙軍與吳越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出版），內中入選的作家涉及麵較廣（當然僅限於浙江當代文學的範疇）。本書從某種意義上，不妨可看作是《文學浙軍與吳越文化》的一個擴展版。在這裏，盡管我們從江南文化的宏觀大視野出發，將研究目光從文學浙軍擴展到了文學蘇軍，文學滬軍，但在具體寫作時還是比較注意其與原有的《文學浙軍與吳越文化》之間的對接。我不想重複自己，但也不想割斷與以往研究之間的聯係；何況這個論題與十年前的話題，確有某種相似或一致之處！
當然，作為一部學術著作，筆者考慮最多的還是在內容上如何進一步拓展的問題。像其他有些地域文化文學著作那樣，光是研究作家作品，我以為是不夠的，也嫌簡單和平麵。而要在這方麵有所拓展，在當下，有必要借鑒和引進近些年來在學界盛行的文化批評的思維、理念及方法。這也是本書的用力之所在，是筆者花費心思較多的地方。上編部分有關“斷裂”的幾個文化事件的章節的編排，下編部分有關文學批評特別是《江南》等文學刊物的篇目的設置，就努力追求和體現這樣的研究理念。如此這般，浙、江、滬三地文學遂被還原並納入更為開闊、也更為複雜的跨世紀“江南文化場”中進行透視。
文本與超文本，具體地說就是文學與事件、思潮、批評、刊物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它變成了諸多“曆史合力”的產物。這樣的研究也許不像一般的純文學研究那樣“純粹”，但它卻從整體的宏觀高度對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以降的煙雨江南大地上的文學，作出了更具本色和本真的概括。
本書由筆者編撰和確立寫作細綱，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不少研究生的支持。當然在這之中，他們也借鑒吸納了我不少的觀點，並最終由我統稿、修改和潤色。為了尊重他們的勞動，也是按照學術規範，對其撰寫的部分，我均在相關章節的結尾予以署名。
由於種種原因，本書存在諸多不足，甚至不當和錯誤也在所難免。懇望得到同行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最後借此機會，對為本書出版付出艱苦勞動的責任編輯鍾仲南、文字編輯宋旭華兩位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
吳秀明
2009年“五一”節於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