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同年齡段創新個體的代代累加
科學的發展是有一定規律的，在某一特定的曆史時期，科學理論的突破往往會受到很大的限製。所以某些看似嶄新的科研成果，也許隻是在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使之係統化、理論化或者僅僅是作了部分改進和完善，當然我們並沒有否認這也是一個創新的過程。開普勒就是在接受哥白尼“日心說”的基礎上，依靠第穀留給他的大量第一手天文觀測數據，才歸結出了著名的行星運動三大規律。同樣，在科學學派中通過資源高度共享，以及不同年齡段創新個體的有效彙集，就可以使科學研究脈絡前後相連而不間斷。也就是通過保持較高的研究繼承度，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重大科學成果。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頒給了美國經濟學家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和挪威經濟學家基德蘭德（Finn Kydland），因為這對師生共同為動態宏觀經濟學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經濟政策的時間連貫性和商業周期的驅動力量。我們發現，普雷斯科特是跟隨199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小羅伯特·盧卡斯加入“淡水”學派①的，而盧卡斯本人的得獎成果就是提出了理性預期的假說，改變了宏觀經濟分析和對經濟政策的理解。所以基—普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盧卡斯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在這裏，人才的乘數效應是依賴於創新個體的“前赴後繼”來體現的。
3.自主性創新的集群倍增
科學學派作為一種特殊的、在競爭中充滿活力且高效的合作結構，往往會在各個創新主體之間結成一種群體競爭的態勢，其結果是，激蕩出寶貴的創造火花，繼而發展為重大的科研成果。對科學上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獎的分析表明，科學學派往往是自主性創新成果的倍增器。我們以25年為一時間段，對20世紀每一個25年中各個獲獎項目中運用其他學科的概念、方法的情況進行統計，發現從諾貝爾獎設立到20世紀50年代，獲獎項目中那些以學科間交叉為特征的成果分別占36.23%、35.14%。進入20世紀第三個25年，這一比率由35.14%升至42.71%，增加了7.57%，其中由於學科交叉而獲獎的項目接近於這一時段總項目的一半。這與二戰後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交叉科學的精彩紛呈、科學人才的群英薈萃等現象密不可分。值得關注的是，一些著名的科學學派往往在獲獎項目中占據了極大分量，如卡文迪什實驗室迄今已培養了2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貝爾實驗室已培養了11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盧瑟福不僅在他任期內培養出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且給卡文迪什實驗室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對世界科學研究的深刻影響。這裏，人才的乘數效應就來源於科學群體的有序競爭。
在分析了科學學派人才乘數效應的體現方式和途徑的基礎上，我們有必要完善科學學派的相應軟硬件設施，製定合理的製度、優化組織結構、創造富有濃烈學術氣氛的小文化環境等等，以此來保證人才乘數效應更好地發揮，從而造就一個成功的科學學派。具體而言：
3.1提供製度保障
新製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斯認為“製度是一係列被指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範，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同樣，這裏主要也是指製定一係列規章製度，以規範創新個體的行為，從而發揮人才的乘數效應，實現學派科研成果的最大化。比如規定在哪些方麵、在哪個程度上資源必須共享；明確響應的獎懲辦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