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曾經給富人家當女傭，對父親的印象就不怎麼深了，他和母親關係很不好，經常喝醉，媽媽養活我們幾個真的很難。東家除了管飯，一個月隻有4盧布的收入。她為了這幾個錢，努力工作。我算走運，在小學念了一段時間，學會了識字。當9歲那年，家裏實在困難，隻好把我送到一個小鐵廠當學徒。不給工資，幹了三年，就隻管飯……這家小工廠的老板是個德國人，姓費爾斯特爾。起初他不想要我，嫌我太小，但我身體好，母親又把我的年齡多說了兩歲，他這才收下我。我在這個德國人那裏幹了3年，他什麼手藝也不傳授給我，隻吩咐我給他們幹雜活，打酒。老板經常喝多……又派我去拉煤，又讓我去拉鐵……老板娘把我當成她的奴隸，叫我替她倒尿盆，削土豆。他們沒理由地就用腳踢我，常常打我，他們壞透了。老板娘隻要有一點兒不順心，她就打我。由於他的丈夫常常喝醉，並且還經常打她，因此她恨所有人。有時我就從她那裏跑到街上，但又能去哪裏呢？對誰說自己的苦難呢？母親遠在40俄裏以外，再說我也不能住在她那裏……廠裏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那裏的工頭是老板的弟弟，這個混蛋總欺侮我。有一次，他指著牆角放熔鐵爐的地方說：‘拿那個鐵墊圈給我。’我就走過去，伸手就拿，哪想到這個墊圈才從爐子裏取出來，放在地上表麵看上去是黑的，手一碰上，皮都燙掉了。我非常痛苦，他卻高興萬分。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折磨，就逃到母親那邊。然而母親養不起我，隻好又把我送回德國人那裏，她也很難過。到了第三年，他們才傳授我一點鉗工的手藝，不過還是打我。我又逃走了，到了舊康斯坦丁諾夫。當地的一家香腸廠雇了我，我在那裏幹雜活，很長一段時間，過著豬狗似的生活。後來我們的老板賭錢，輸掉了全部財產，差了我們4個月的工錢，就逃跑了。這樣我才脫離了苦海。我坐上火車，到日梅林卡去找工作。那裏一個鐵路工人待我不錯，他很可憐我。他聽我說多少會點鉗工活，就讓我代替他的外甥，向上司說情，要他把我收下。我的體格好，他就說我17歲了。這樣，我就給一個鉗工當幫手。後來我又來這裏幹活，到現在已是第9個年頭了。這就是我過去的經曆。至於我在這裏的情況大夥都知道了。”
阿爾青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深深地吐了口氣，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對他來說也是最沉重的事情，應當講一下，不能讓別人問自己再說。然後，他緊鎖眉頭，接著：“任何人都或許問，為什麼剛開始革命的時候我沒入黨？對這個我能怎麼說呢？從前我很糊塗。早在1918年，舉行罷工反對德國人時，我就應該參加革命的。有個叫朱赫來的水兵跟我們說過很多次。到1920年，我才入伍。後來戰爭勝利了，我們把敵人趕進了黑海，又回到了家鄉。接著結婚生子……便開始養家糊口。然而，現在我們的列寧同誌去世了，黨發出號召，我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明白了我生活中缺少的東西。隻是保衛蘇維埃政權是不夠的，我們應當在一個大家庭裏，接替列寧，讓蘇維埃政權像鐵打的一樣牢固。我們應該成為布爾什維克。這個是為我們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政黨？”
阿爾青講完了自己的心裏話，並為剛才那種不同平常的措詞有些不好意思。現在，好像卸下背上的包袱，他站直了身子，等待大家的提問。
“還有人有問題嗎？”西羅堅科打破了沉靜說。座位上的人有些活動了，然而大廳裏沒有人立刻答話。一個剛下了機車渾身還髒兮兮的司爐工，幹脆地喊道：
“沒什麼可問的？我們都了解他？讓他通過吧！”短壯的鍛工吉利亞卡，由於悶熱和緊張，臉上通紅，他用因傷風變得嘶啞的聲音說：“像他這樣的人絕沒問題，他會成為一個堅強不息的同誌。表決吧，西羅堅科！”在後排共青團員集中坐的地方，有人站了起來。由於很暗，因此看不清是誰在講話。他問道：“讓柯察金同誌談談耕田的事，農業勞動能否使他的無產階級意識淡忘了呢？”
會場上發出一陣輕輕的不大讚成的議論聲。有人不讚成說：
“坦率一點……”阿爾青則回答說：
“沒什麼，同誌。這個年輕人說得對，我在種地，可是我並沒有因此而失去一個工人的品德。將來我不再像從前那樣，我要以工廠為家，否則這塊田會壓抑著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