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莉亞還在想盡辦法讓他們認識錯誤。她說：“同誌們，你們難道不記得，三年前，就在這個劇院裏，杜巴瓦同誌和一批原先的工人反對派流回了我們中間？當時柯察金說過：‘黨的旗幟永遠不會從我們手中掉落’，這個發言在相同時間在杜巴瓦的委托下做的。隻不過才過了不到三年，杜巴瓦同誌就把黨的旗幟拋開了。剛才他說，‘我們還會說話的’，這表明他和他的同夥還要越陷越深。”
“我再回過來講一講杜巴瓦在佩喬拉區黨代會上的講話，聽聽他說了些什麼。我念一下給諸位：‘青年人不能加入黨的領導班子。上麵指派各處黨委會，黨的機關已經僵化，形成了官僚機構，種種現狀表明，老幹部已蛻化變質。隻能由極少數專職黨務人員擔當黨的領導，一定要除去這種法定特權。我們應當向黨的機關日見老化的身體輸送新鮮血液，運進年輕的血液。然而，黨的機關死死地抓住自己掌權的權利。這正是在托洛茨基大膽地說出：青年是黨的晴雨表之後，黨的管理機關對他加以猛烈打擊的原因。’”
會場上的叫喊聲更響了。當然，並不知道。大會希望讓托洛茨基分子上台講話，承認自己的錯誤。塔莉亞盡力讓他們認識到錯誤，像老師找學生談心似的。她說：
“大家是否還能記得三年前在這裏杜巴瓦和一些工友返回到隊伍中來。當時，他說：‘黨的旗幟永遠不會再從我們的手中倒下。’然而過了還不到三年，杜巴瓦便扔掉黨旗。是的，我坦率這樣說——他扔掉了。由於他說過：‘時候到了，我們自然有話可說。’意思就是說他及他的同黨還要繼續做下去。”
會場後麵有人說：“讓圖夫塔說說天氣情況吧，他是他們的氣象家。”氣憤的叫喊聲響了起來：
“別鬧了！”
“讓他們交代，他們還做不做了？”
“讓他們說清楚，是誰寫的反黨的話？”會場上群情激憤，會議主持人不斷地搖鈴。
嘈雜的人聲淹沒了塔莉亞的講話，但很快大家又都不說話了，“托洛茨基分子不住地怨恨說，他們被嚴厲責罵了一頓。那他們還期待什麼呢？最近幾年裏，我們黨和共青團在思想方麵都成熟了不少。黨內大多數青年積極分子特別敵視托洛茨基分子，我們為這些自豪。當辯論深入到廣大的黨員群眾中去的時候，托洛茨基分子的失敗更是慘不忍睹了。基層幹部並沒有受這些用言語誘惑人心的家夥的欺騙。杜巴瓦和舒姆斯基同誌在他們眾多朋友中間也沒有找到讚同者。這可不能怪我們。”
“1921年舒姆斯基和我們一塊與杜巴瓦進行戰鬥，現在他們卻群流合汙。茨韋塔耶夫以前參加過‘工人反對派’，但這會兒他又一次與我們作對。斯塔羅韋羅夫而動搖了。鬥爭讓我們得到了鍛煉，青年人在思想上成熟起來。”
“我還想說一點。我們收到各地好多同誌的來信。他們也願意和我們站在一起，這讓我們受到很大的信心。我們是一個家庭的組成部分，無論失去哪一個同誌，我們都感到傷心的。”
她的話又重新響了起來：
“我們時不時收到各地同誌的信，令人欣慰的是，他們都支持我們。請讓我給大家讀一段信。這是奧莉加·尤列涅娃寫的，很多人都知道她，而且知道她現在是區團委的組織部長。”
塔莉亞從一疊信件中抽出一封，迅速看了一眼，開始讀道：
“日常工作已被破壞。四天以來，常委會的人都走了，托洛茨基分子煽動了一場空前的激烈鬥爭。這讓專區全體黨員十分憤怒。反對派在這裏所有支部裏都沒有什麼支持它，所以決定集中力量，向專區兵役局黨支部展開行動。這個支部有專區計劃部和教育部的42名黨員。全部的托洛茨基分子都集中到那裏，並且在會上發表敵對言論，那都是我們從沒聽說過的。兵役局有個黨員竟然、公開宣稱：‘內戰過程中我們就跟著托洛茨基。假如需要的話，現在我們仍然要這樣做。為了健全身體，有時需要進行手術。假設黨的機關不投降，我們就用武力搗毀它。’”
“‘如果黨的機關不投降，我們就動用武力。’聽到這種言論，反對派竟然大聲喝彩了。這時，保爾就上台發言：‘你們作為共產黨員，怎麼能這麼做呢？’他們不讓保爾講下去，並製造混亂。支部的黨員對這種無恥行徑很氣憤，要求讓柯察金把話講完，可是他剛要說話，就有人搗亂。保爾對他們譏諷道：‘這就是你們的民主，真是太好了！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講下去！’有幾個人就抓住他，想把他從台上推下去。結果竟然粗魯地動手了。保爾一麵掙紮，一麵接著往下講，但被拖到後台，打開邊門，扔了出去。他的臉被打出血了。這個支部的黨員差不多都退場了，這件事對他們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