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漢唐宋元時期：交往與交流
史料和文物表明，中國與非洲的往來從東漢時期就開始了。公元一世紀時，居住在埃及亞曆山大城的一位操希臘語的商人或船長，撰寫了一本名為《紅海回航記》的書，內中第一次記載了中國；公元二世紀，亞曆山大的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和數學家托勒密在其所著《地理學》（又譯《地理學指南》《地理誌》）中，又有對中國的進一步記述。這一時期，羅馬帝國的使節或商人常攜帶非洲特產象牙、犀角等厚禮，自埃及的亞曆山大啟程，經紅海、印度洋海道來華。
古代輸人中國的外國玻璃製品都來自印度和埃及，埃及玻璃製品運來中國，不論是從陸路還是從海路，也必須經過印度。羅馬時期，亞曆山大已是玻璃製造中心，運到中國的埃及玻璃製品也不斷增多。隨著玻璃製品成批地輸入中國，埃及先進的玻璃製造工藝也被中國南方沿海地區所吸收。廣州的玻璃工業按照埃及玻璃的配方，製造出了單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以及其他日用器皿。
當時，中國的絲綢已經傳到非洲。據記載，古代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公元前30年）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利奧帕特身上所穿的絲袍，就是用中國絲織成的。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羅馬人所滅，埃及便完全歸人羅馬帝國版圖。羅馬人十分重視同中國的絲綢貿易，因此有越來越多的華絲運抵埃及，再從亞曆山大轉運到希臘、羅馬和地中海各個地區。希臘史學家馬賽林勒斯說，到公元四世紀，“羅馬人不分貴賤都穿絲綢”。從公元五世紀起，埃及人開始用中國運去的生絲作原料，在當地進行加工製造。絲綢貿易中心亞曆山大因此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絲織業中心。埃及人用華絲織成的絲織品越來越多，其中竟有不少回流中國市場，被統稱為“雜色綾”。大約在公元初年，中國的金屬器皿及製作技術也傳人了非洲。
唐至宋元時期，中國與非洲的文化交流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中國文化對非洲影響較大的是陶瓷。
中國瓷自唐代開始輸入非洲。最初主要是運到紅海各港口，然後集中運到埃及開羅南郊的富斯塔特，再轉運到其他各地。20世紀初在富斯塔特發掘出的數十萬陶瓷殘片中，中國陶瓷就有大約22000片，其中年代最早的屬於公元八九世紀的唐代。從殘片中可以看出，當時輸入埃及的瓷質量極好，從唐末到五代的越州窯瓷和黃褐釉瓷等，是陶瓷中的精品。在富斯塔特，考古工作者還發掘出了不少元代景德鎮的青花瓷片，在潔白的瓷器麵上，繪有花紋、鳥獸紋。風景、人物，異常精美。
唐宋以後，由於非洲東海岸斯瓦希裏文明的興起，東非地區成了中國一個新的貿易夥伴。今天，在東非沿岸地區的所有遺址中，都能發現大量的中國瓷殘片。中國瓷在東非的啟岸港口不勝枚舉，僅坦桑尼亞海岸就有遺址46處之多，如奔巴島、馬菲亞島、基爾瓦島等。在東非，人們不光把中國瓷器當做餐具使用，還用它們裝飾建築物。在沿海許多古老清真寺遺址，都可以見到牆上鑲有中國瓷碗或瓷碟；在一些國家的宮殿遺址，也可看到有中國瓷器鑲嵌在牆壁和天花板上。這一時期東非沿岸墳墓的墓碑上，同樣要飾以中國瓷器。
由於瓷器成了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對它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埃及的能工巧匠們便開始仿製中國瓷器。這種仿製從法蒂瑪王朝（公元909年1171年在北非和中東建立帝國的穆斯林王朝、以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兒法蒂瑪的名字命名）時期就開始了。一位名叫賽義德的工匠仿製宋瓷成功，並教授了許多弟子。瓷器的形狀、花紋都仿照中國瓷，僅瓷胎使用埃及陶土。至11世紀中葉，其仿製品已達到很高的水平。注重時尚的埃及工匠們，還隨著舶來的華瓷品種的變化而不斷更新自己的仿製品，由三彩陶瓷，到白釉陶瓷，再到青瓷、青白瓷乃至青花瓷，不一而足。
唐宋時期，東非一些地區的特產如象牙、犀角、香料等，開始大量流人中國，並對中華文化的發展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輸入中國的象牙，用途是相當廣泛的。中國匠人不僅用它製成多種器皿，還利用它創造出了舉世聞名的牙雕工藝。東非出產的象牙較之產於東南亞的象牙，不僅個大，而且端直、潔白、質地細密，因此倍受人們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