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鬱達夫小說裏的“我”跟其他現代作家的“我”不一樣。鬱達夫說，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發現是個人的發現。這個意思大概是說五四運動以前的人，他們都是為了皇帝，為了道，為了父母而過日子的。但是今天的人他們都知道他們有“自我”，所以應該按照自己的要求過日子。鬱達夫要跟早就和他訂了婚的對象結婚的時候，他會覺得跟這個人結婚之後沒辦法實現他的自我，所以他常常在思考一個問題，“我”抑或“家”？後來，他不想犧牲他的自我，但也不敢反對他母親的要求。我們知道，現代文人基本都是“媽媽的寶貝兒子”，德文說Muttershnchen，這有貶義的意思，是說一個男人他不得不聽媽媽的話。所以鬱達夫的小說和他的作品談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自我”和“家”之間的矛盾、張力。
有一個我剛提到的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係的教授，她的名字叫史書美（Shumei Shih）。她寫鬱達夫的時候，總是從他的生活，從當時的時代來作分析。
Yus male protagonists represent the “inferior” China whom the “superior” Japanese despise.
鬱達夫寫的男性主人公代表一種落後的中國，是有優越感的日本人看不起的中國。
National weakness conditions a symbolic castration of the Chinese male.
因為國家這麼弱，所以男人也隻能表現為弱者。
The Chinese youth in Japan cannot even acquire some measure of comfort from prostitutes， whom， he suspects， do not respect him as a “man” because he is a Zhinaren.
在日本，連妓女也會看不起他，因為她們覺得“支那人”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
The desire of the Chinese youth operates like the desire of the colonized： there was actually a Chinese student in Japan， named Huang Qiu， who committed suicide out of unrequited love for a Japanese nurse.
中國青年的渴望，就像是殖民地的渴望：當時有一位叫Huang Qiu的中國留學生，他因為單戀一個日本護士而自殺。
史書美說那個時候真的是這樣的。舉個例子，一個中國人愛上了一個護士，但是因為這個護士不要他，所以他自殺了。這樣的說法能有道理嗎？具有代表性嗎？無論你去什麼地方，你都會聽到這類的故事。有一個男人或女人，到了國外，愛上了一個女人或男人，因為得不到愛情，所以自殺了。但是這又和國家有什麼關係呢？沒有！德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871年以前，德國隻是一個小國，非常弱的一個國家。但是我們有自卑感嗎？根本沒有！我們的國家在哪裏？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哲學就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學就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圖畫，我們的音樂……沒有什麼自卑感，有那個必要嗎？
鬱達夫為什麼是有現實性（德文aktuell）的呢？因為他談的一些問題與現代性（modernity）有著密切的關係。敘述者經常用外語來寫現代的病態，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憂鬱症（melancholia）、臆想症（hypochondria）患者，“多餘者”的概念，可以看到精神衰弱的概念。我告訴過你們，現在，在所謂的西方，無論在美國還是德國，最普遍的病，德文說Volkskrankheit，老百姓的病是憂鬱，或是憂鬱症，可以叫Melancholie或Depression。憂鬱的人並不需要大夫，但是得憂鬱症的人就需要一個大夫。那憂鬱症的人有什麼問題呢？他們和憂鬱的人不一樣，患憂鬱症的人，他們什麼都不能做，沒辦法動，會覺得一切都是空白的，沒辦法出去，沒辦法做什麼，總是在憂鬱。另外，他們還沒辦法睡覺，總是覺得自己是多餘的。多餘的這個概念，是從哪裏來的呢？是從俄國文學。那“多餘者”原來是什麼人呢？是貴族，很有錢，不用工作，事情都讓農民去做，於是他們在家就感到無聊，就開始憂鬱。法國的貴族到了法國革命以前也是這樣。所以憂鬱原來是貴族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但是我們不一定僅僅從貴族的角度來看憂鬱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憂鬱有它自己的曆史階層，包括貴族之外的文人和神學家們。有一個舊的憂鬱，誰都不要；有一個新的憂鬱，如果你懂的話，誰都會要。到了文藝複興以後，憂鬱是一個真正文人對待生活的態度。憂鬱允許一個人多看、多感受、多理解到他不能和其他人一樣浪費他的時間，浪費他的生活。如果他是憂鬱的話，他可以更加了解，比方說，一個女人的靈魂，一個女人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