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呢，還有第四個聲音，這是主人公的聲音。一個主人公，無論他想說什麼，都可以說。我們應該相信他嗎？我們不應該相信他。也可能他說的話和敘述者的話不一樣，也可能他的話和內在的作者不一樣。比方說，一個主人公，敘述者是這麼說的，他的褲子是藍色的。他上場以後，問他的對象，你看，我今天穿的褲子是紅色的嗎？對象會說，你今天穿的褲子是黃色的。那他的褲子到底是藍色的、紅色的，還是黃色的呢？如果敘述者、內在作者和主人公，他們的觀點都不一致，那麼文學作品開始有意思。如果什麼都是一致的，那麼我們可以把小說裏的人物分得很清楚，但小說也因此開始無聊起來。這是從文學方麵來看，為什麼中國1949年以後到1979年以前基本上沒有什麼好作品的原因之一。有一些，但不是很多，可以說好作品是意外。
我非常討厭學者把作家和作品不加分別地放在一起。今天我給大家介紹的是一位我不認識的德國漢學家大春（Alexander Saechtig），目前他在波鴻魯爾大學，他的博士論文是有關鬱達夫（1896—1945）的，題目是《作為治療的寫作：以日本私小說作家為典範的鬱達夫自我治療的嚐試》Alexander Saechtig， Schreiben als Therapie： Die Selbstheilungsversuche des Yu Dafu nach dem Vorbild japanischer shishōsetsuAutor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5. 。什麼病呢？精神上的病。德國，也包括其他國家在內，有一個很長的傳統——人在寫作的時候能幫助他們克服他們自己心理上的所有困難。我不反對一個人這樣做，但是如果作者把寫作看成一種治好困惑的方式的話，那他的作品不一定會特別好。這樣做的作家也不一定是好的作家。那副標題是什麼意思呢？shishōsetsu（ししょうせつ）漢字寫作“私小說”。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從19世紀末，慢慢在日本文壇上出現了所謂的“私小說”。其背景是與歐洲19世紀的自然主義有關係。日本人對自然主義與我們歐洲人對自然主義的了解完全不一樣，他們了解的自然主義允許作者專門寫他自己一個人。無論他做過什麼，想過什麼，作者都會保留，都會告訴讀者。所以從日本的方麵來看，好像文學是一種很好的包容作者自己的方式，也包括所有罪惡的東西在內。對作者來說，鬱達夫的所有文學作品，我們都應該從這種日本式的“私小說”來看。此外，大春稱：鬱達夫作品裏的聲音，百分之百是鬱達夫個人的聲音。我根本不喜歡這樣的觀點，我認為這樣的闡釋是完全錯誤的。我為什麼這麼看這個問題呢？如果你們看過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作品，他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1913—1927）裏，開頭他專門寫了法國式的麵包，叫瑪德琳（Madeleine），這是一種很好吃的麵包。這樣一塊麵包如果要吃的話，一分鍾就可以吃完。如果我要思考它的話，最多可能需要十分鍾的時間。但是這個瑪德琳是媽媽一早一晚給作者帶去的，我忘記了具體的時間。一般用來描寫瑪德琳，本來可能隻有幾分鍾，但是普魯斯特卻可以寫好幾頁，幾個小時。這說明什麼呢？他把原本發生的時間無限擴大了。一個作家可以把一分鍾內發生的事，擴大到幾個小時的敘述過程。此外，發生過好幾年的事情，一個作家也可能把他概括成一分鍾。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無論一件事究竟發生了沒有，真正地在某一個人那裏發生了沒有，所有的作家都可以通過寫作把原來發生的事變成另外一件事。所以鬱達夫作為一個人，他是否在日本跟一個妓女見過麵，這並不是因為小說中寫到了就可以確定下來的。如果一個作家願意的話，他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寫作過程讓她作為另外一個人而存在。
那麼，對鬱達夫的研究可以用三種不同的方式進行。這位年輕德國漢學家的這篇博士論文，是在漢堡大學寫的。漢堡的很多學者跟中國的學者類似，他們認為，如果誰了解了鬱達夫的生活的話，那他就可以完全了解他所有的文學作品。這是為什麼他專門去采訪鬱達夫的兒子和孫子的一個原因，他去跟鬱達夫的家人做采訪，跟他們聊鬱達夫的生活，發現了好多我們原來都不知道的新事情。所以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讀這本書的一個原因。但是他的結論好像是有問題的。比方說小說裏有一個叫銀娣的姑娘，是北京的妓女。當這個年輕漢學家有機會和鬱達夫的孫子、孫女見麵，他們還記得是祖母——鬱達夫的妻子有一次拿出銀娣的照片，孫女問她這是誰，祖母告訴她，這是銀娣什麼的……所以對這位年輕學者來說，鬱達夫小說裏描寫的銀娣，就是這個當時鬱達夫在北京經常去找的妓女。銀娣跟這個妓女一模一樣，沒有什麼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