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翁有禮。中文
譯名：烏爾裏希·翁格爾。
德國漢學家。1930年出生於萊比錫。翁有禮從1966年至1996年在明斯特大學任漢學教
授。他的研究重點是中國古代文學，即公元前5至3世紀中國的口語。他致力於中國的古音構擬的工作。1998年以來，翁有禮任“古代漢語詞典”（Wrterbuch des Klassischen Chinesisch）的項目負責人。他開發了自己的中國古典轉錄方法，即所謂的“昂格爾係統”（UngerSystem）。著有3卷本《古代漢語入門》（Einführung in das klassische Chinesisch. 1985），多年來被指定為德國大學漢學係古代漢語的教學用書。
德國漢學與美國漢學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美國漢學家基本上不看我們的出版物，你們可能會覺得這是因為我們用德語寫作的緣故，其實並不一定。往往我們用英文寫的文章或書，美國漢學家也不看。這其中有幾個原因：第一，我們不屬於什麼漢學的主流。對美國人來講，我們的書沒有什麼用處。另外，他們覺得我們的思想、思路太傳統。我們中不少人受到了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影響，特別是我，美國漢學家不喜歡形而上學的理論，並且討厭它。司徒漢原來不在明斯特大學，他出生於原屬民主德國的呂根島（Rügen）上的婁默（Lohme）。為什麼當時西德漢學非常發達，而民主德國的漢學卻不那麼發達呢？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是，在兩德統一之前，很多西德的漢學家都是從民主德國來的。那西德沒有漢學家嗎？有，但是他們都離開德國，去了別的國家，比如美國。所以二戰之後，因為政治原因，不少漢學家離開民主德國來到西德，包括司徒漢和他的老師翁有禮在內。我也是翁有禮的學生，他以前在明斯特大學任教，前幾年去世，他的古代漢語特別好。翁有禮很有代表性，他覺得沒必要去中國，他從來沒有來過這裏，他的中國是一個文本上的中國。我還記得有一次在他的課上，他告訴我：“你知道香港人看什麼《孟子》嗎？他們看的是現代漢語的《孟子》。”他把這個叫“中國的文化衰落”。他覺得沒必要把《孟子》翻譯成現代漢語，沒必要到中國去，沒必要學現代漢語，等等。但實際上，他自己在民主德國的時候還學過現代漢語。因為他是第一個把魯迅（1881—1936）的《阿Q正傳》翻譯成德文的德國人。民主德國不主張學習古代漢語，而主張學習現代漢語。但奇怪的是，他們在培養現代漢語人才方麵也沒有取得什麼成就，他們每年才培養一兩個人作為大使館的翻譯。
接下來我給你們介紹司徒漢在2009年出版的《八十一首漢朝詩歌》這本書。這本書裏包括了漢詩的漢語原文、翻譯、注釋、介紹和解釋。另外，這本書是按照分類的主題編寫的，主題有“皇帝與王子”、“文人”、“女詩人”、“平凡的日子”、“悲哀”和“愛情”等，還有曹操（155—220）、曹植（192—232）、曹丕（187—226）三位詩人的詩。司徒漢的德文很漂亮，你讀這本書就會感受到這一點。我為什麼告訴你們他的德文很好呢？因為有一些德國漢學家的德文很糟糕，他們覺得中文好就什麼都好了。但德文非常複雜，特別是做翻譯的時候。我自己的身份之中，還有一個可能你們不太熟悉，那就是譯者，至今我已經翻譯了五十多本書。在翻譯中我遇到的問題不一定在中文，而是在德文方麵，好的德文的確很難。如果一個譯者的德文不好，無論他翻譯什麼，書一定賣不出去。司徒漢在這個方麵是做得很好的，他的德文很優美，翻譯得很到位。
通過這本書，我們也能思考司徒漢還沒有注意到的一些比較大的問題。比如說我一直以來研究的“憂鬱”問題，英文是melancholy，中文可以譯成“憂鬱”或“憂鬱症”。憂鬱症是depression，是一種病。如果得了憂鬱症（depression）的話，得去看醫生。例如波鴻魯爾大學（Ruhr Universitt Bochum）的漢學家馬漢茂得了憂鬱症，拒絕大夫的幫忙，在1999年跳樓自殺了，非常可惜。一個人如果隻是很憂鬱（melancholic）的話，是沒關係的。從德國的憂鬱史來看，憂鬱是一個現代人應該有的態度，是一種很好的態度。一個人如果不憂鬱的話，就不能做一個很好的學者，不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文人、詩人，等等。憂鬱似乎和文化、學問、學術、醫術、文學是分不開的。那麼憂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我剛剛提到的現代性的憂鬱在文藝複興時期以後才出現。文藝複興以前，人們有的可能隻是悲哀的感覺，英文是sad，悲哀、難過。這兩者的區別是什麼呢？從哲學、神學、心理學來看，你今天憂鬱、明天憂鬱、一輩子憂鬱，這是你對生活的態度，不需要什麼原因。但難過、悲哀（sad）則有一個具體的原因。比方說，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出門了，沒回來，所以你難過，但是如果他（她）回來的話，你會高興。這個區別非常重要。我記得在意大利舉行過一次關於中國感情、中國情緒曆史的會議。意大利有個漢學家用漢語或英文寫中國感情史、情緒史，寫得非常有意思。他知道我一直在研究憂鬱，所以請我談一談中國文化和憂鬱（melancholy）的問題。我那個時候就提出歐洲自文藝複興開始有憂鬱，但是中國到五四運動時期才有。有一個美國學者站起來說：“不能說我們有，中國沒有，應該說我們有，中國也有。”但是憂鬱對很多人來說不一定是好事，但是為什麼因為我憂鬱，中國人也應該憂鬱呢？也許中國人並不想憂鬱。後來，他勉強我同意中國從《紅樓夢》開始有歐洲性的憂鬱的說法，等等。今年4月份，我在科隆的一個會議上又談到憂鬱，我重新談了談在意大利已經說過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一個翻譯的問題。比如你們在讀司徒漢寫的《八十一首漢朝的詩歌》時會發現，詩人用得最多的漢字是鬱、悲、愁。怎麼翻譯呢？可以譯成melancholic嗎？還是應該翻譯成sad？我覺得不能譯成melancholy，應該譯作sad。無論如何，這本書會讓你用心思考悲哀、憂鬱、發愁的問題。那漢朝的詩歌一直都用悲、鬱、愁嗎？也不是。你們在《楚辭》裏麵也會發現愁用得不少。唐朝的詩人，比如說李白也愛說發愁。那麼，在《楚辭》、漢朝的詩歌，還有在李白的詩裏，發愁的“愁”的內容是一樣的嗎？還是有所區別呢？應該是有區別的，隻是現在我還不太清楚區別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