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前農戶經濟演變
1．農戶收入狀況
俞源村在改革前的公社時期，整個農村經濟以集體經濟為主，集體經濟比例高達99%左右，家庭經營在很長一段時間幾乎全部退出了曆史舞台，農戶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人民公社的集體分配。集體分配主要采取以人民公社下設的生產隊為單位的記工評分辦法，即在生產隊一年的總產值中扣除消耗掉的生產資料價值及上繳稅金（多數通過“交公糧”的形式交給政府）、集體的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後，其餘作為勞動報酬基金，生產隊在年終決算時根據勞動報酬基金總額和生產隊全體社員的勞動工分總額計算出“分值”，然後按每個社員工分多少進行分配。這種分配製度具有以下四個特點：一是集體性。農村基層社隊是組織生產經營和進行分配的主體，每個生產隊都是自負盈虧的。二是不穩定性。社員的勞動報酬不僅取決於個人向集體提供的勞動量大小，還取決於集體經濟當年的收入和實際可分配給個人消費部分的大小。這樣不僅不同生產隊的社員之間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同一生產隊不同年份的收入差別也很大。三是計時性。當時對個人消費品的分配是按照勞動者出工時間多少來確定的，造成了“出工不出力”和“出工出力”的平均主義思想的蔓延。四是實物性。這種以“工分製”為特點的勞動者個人消費品分配，是以自給性為主的生產為前提的，商品性生產隻占小部分，所以分配以實物性為主，貨幣分配比例很小。村落農民就是依靠這種方式來獲取每年必需的糧食、蔬菜以及日常開銷的。在這種情況下，也允許農戶搞一些小範圍的家庭副業，如養豬、養雞和自留地等，一方麵彌補集體實物分配的不足，另一方麵允許農戶以家庭副業產品到農貿市場出售，換取購買工業品的零用錢。
俞源村村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和當時整個中國的狀況相一致。1966年，俞源村人均收入為40元，人均勞動日為258天，人均糧食283斤，每個勞動日分紅值僅有0.4718元；1975年人均收入便達到了74元；1979年人均收入為114.86元，人均糧食753斤，有了大幅度提高。農戶各家的自留地是農戶家庭收入的一個重要補充，由於當時對自留地的管製比較嚴格，各家的自留地數量非常少。當時集體分配的糧食、蔬菜非常有限，根本無法滿足村民家庭的需求，因此，各家的自留地成為農戶發掘的重點對象，他們大都費盡心思安排作物的種植，進行精耕細作，充分利用土地資源，通過種植蔬菜等作物來補貼糧食和蔬菜的欠缺。農戶家庭養殖也是農戶補貼家用的主要來源，其中養殖比較多的就是雞，因為雞的養殖實行散養，可以自由尋食，節約糧食，雞蛋又可以換取鹽油等生活必需品。但從整體上看，由於當時俞源生產率較低，農戶的收入分配是低水平的、不穩定的，並帶有較為明顯的自然經濟特點，在總體上不能達到溫飽要求。
2．農戶消費狀況
改革前，我國經濟的重心放在重工業的建設上，為了在工業化進程中提高積累率和控製消費基金支出，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基礎建設和重大工程建設中，國家對主要農產品長期實行統購統銷，並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把農副產品中相當一部分價值轉化為工業化的積累基金。同時，整個國民經濟重生產輕消費的狀態，使輕工業的發展相對滯後，整體居民的生活用品相對比較匱乏。為了有效控製居民的需求，國家對日常消費品實行了嚴格的配給製，如購買布料需要布票、購買肉製品需要肉票等等，而這些票證都是輪流配給的。這種配給製雖然對限製需求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孳生了特權主義等社會不良風氣，使居民的消費被限製和延期。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俞源村民的消費基本沒有變化，消費品非常單調，一直以吃、穿等生存資料為主的單一格局占統治地位。村民的消費水平非常低，其中自給性消費占很大比重，除糧食和蔬菜外，其他消費品如肉、蛋、禽、煙、酒、糖茶、衣著等消費量非常少，消費大多集中於日常的購買鹽油醬醋。總之，村民的絕大部分收入主要用於食品消費。當時追趕前沿的“四大件”（即被稱為三轉一響的手表、自行車、半導體收音機、縫紉機）被列為高檔消費品，基本上是“百元級”的。據調查，當時俞源村的總數量不超過15件。農戶的消費行為表現為以自給性為主和低水平、低層次的特征，在一些貧困的社隊中，農戶的消費狀況甚至處於溫飽線以下，還達不到維持生存的基本水平。
二、改革後農戶經濟演變
改革開放後，農戶的經濟收入和消費狀況發生了一係列變化，這主要是受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包括土地承包責任製施行，農民戶籍製度的放開、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等等。改革開放的春風也讓俞源村煥發出勃勃生機。俞源村1982年分田到戶，“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土地承包政策激發了農民辛勤耕作的熱情，整個農村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江浙由於人多地少的重重壓力，曆來有走街串巷外出經商的習慣，國家對農民限製的放開以及對個體、私營經濟的鼓勵政策，大大激發了一直困在土地上閑散勞動力的外出激情。農村經濟結構發生了一係列變化，農民收入呈現多元化趨勢，由此帶來農戶消費狀況的轉變。
1．農戶收入狀況
其一，農作物種植和家庭養殖業種類的豐富化。
改革開放後，獲取土地耕種自主權的農民大多延續了集體經濟時期作物的種植種類，主要集中於糧食作物的種植，如俞源村以水稻為主，在分田到戶初期，由於農民對當時土地政策的不確定性，農民主要集中於糧食作物的種植，精耕細作，充分利用土地資源，使得畝產量在當時生產力的狀態下達到最高。隨著我國糧食產量的提高，人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糧食過剩的問題逐漸凸現，農民的收益大大降低，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逐漸改變了種植單一農作物的習慣，開始轉向其他農作物的種植。
俞源村農戶一方麵利用科學種田提高畝產量，增加收入；另一方麵增加多種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茶園和水果種植麵積大幅度提高。
村裏現有香菇大戶（放養5000袋以上）20戶，每年可產鮮菇10噸；茶園大戶（經營茶園10畝以上）5戶，每年可產新鮮茶葉5噸。俞源村的水果種植主要有柑橘、桃園、李子和楊梅，以2005年的統計數據為準，種植麵積分別為：柑橘10畝，桃園1畝，李子100畝，楊梅260畝。在世界水果市場有世界楊梅在中國，中國楊梅出浙江的佳話，浙江省有種植楊梅的優良傳統和氣候條件，近幾年楊梅價格一直攀升，2004年楊梅平均每公斤5元，2005年每公斤10元，俞源村也在2005年發展了楊梅產業，努力打造楊梅產業基地，由於楊梅需要3—4年後才能結果，目前還沒形成很大的經濟收益。
養殖業也成為農民發財致富的好路子，養殖數量有升有降，主要是隨著人們對居住環境和家庭衛生的重視，家庭分散養殖逐漸減少，現在俞源村農戶已經沒有散養的雞、鴨和豬。在家庭養殖減少的同時，養殖大戶發展起來，養殖的數量和種類也逐漸增加。俞源村現有個體小型養豬場4處，養雞場4處，養鵝場1處，養牛場2處（主要對外銷售鮮牛奶），4座水庫承包發展養殖業。在調查中發現，俞源村家庭養殖牛的現象比較普遍，俞源村養殖牛主要仍為了農田耕作，說明俞源村在農業生產方麵機械化程度還比較低，在相當程度上處於人抬牛拉的狀態。
其二，農戶收入增多，收入來源呈多元化趨勢。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視野逐漸開闊，不再局限於種植農作物，而是發展多種經濟作物，增加農作物種類，發展特色產品，在農業收入上出現了糧食收入、經濟作物收入和家庭養殖收入三足鼎立的趨勢；農民也不再滿足於僅僅耕作好自己的一畝三分田，而是充分利用農閑時間從事其他勞動，從而使農村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逐漸向二、三產業轉變。農村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結果則直接表現為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
盡管俞源村農民的人均收入在總體上呈遞增趨勢，但與整個武義縣的人均收入狀況相比，兩者之間的差距依舊呈遞增的趨勢。而且，無論從實際收入還是增速來看都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俞源村的農民在經濟發展浪潮中，努力發展特色經濟，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發展茶葉、茶油、竹筍等經濟作物，村裏也出現了專門的養殖大戶。農民更是利用農閑時間走出家門，在建築工地做泥水工、做家具等，最初隻是在村裏和附近的鄉鎮，後來發展到武義縣城內，更有出省的人員。近幾年外出務工的人員更是逐漸增多，已占總人口的70%以上，其中全職的在外務工人員（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麵，農田已經流轉給他人租種）也達30%左右。浙江省的集群經濟發展迅速，各種中小型企業迅速崛起，需要大量的務工人員，從而為整個浙江省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便利。據村民介紹，俞源村的農民外出務工主要集中於武義縣城及與之交接的義烏、東陽、永康等地，俞源村外出務工人員離家較近，在武義的務工人員晚上可以住在家裏，其餘地方的人員來回路費隻在30元左右，所以俞源村外出務工人員的各項成本很低，因而可以兼顧照顧家裏的老人和孩子。如今外出務工人員的收入已經成為俞源村的主要經濟來源，據村民反映，俞源村外出務工人員每人每年的收入在1—2萬之間。
經商收入也是俞源村農民的一項收入。隨著太極星象村的對外開放，旅遊業帶動了當地第三產業的發展，如今已有5家旅館兼餐館（兩家規模較大），1個釣魚塘，5家古玩店（3家以古玩為主，很小，2家較大兼售工藝品，主要是從義烏、永康進貨，還有村裏特色產品竹編葫蘆），1家大型商店（主要為村民服務，以食品、生活用品為主）和3家小商店（主要服務於旅客，煙、餐巾紙、毛巾、飲料等），還有早餐店多家。來料加工也成為農戶補貼家用的一項收入，主要是中老年婦女做，其中一項是串耳環頭，貨源來自義烏，串一斤大概有3—4元的手工費用，一般一天可串一斤，即有3—4元的收入。在此，為使讀者對農戶的收入來源有更直觀的認識。
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有升有降。這與國家在2004年降低農業稅稅率和在部分糧食主產區進行免稅的優惠政策相關，同時，近幾年糧食價格有所攀升，農民再次對糧食種植充滿熱情，這也是利益引導機製造成的。最為關鍵的是，外出務工的收入已經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所占的比例逐漸增加，到2005年竟達到50%以上。
其三，農民從業的差別化。
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漸向城市轉移，如今已經形成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俞源村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也出現了很大變化。調查發現，俞源村小部分村民在80年代初期就走出家門，在外地從事建築、木匠等體力勞動，這批最初走出來的農民在早期積累了一定的資金，現在大多轉行從事商業買賣。
隨著城市就業崗位的增加，農村剩餘勞動力從事的工作也逐漸出現差別化。目前，俞源村的外出勞動力在建築施工業、電子電器業、製衣製鞋業、住宿餐飲業、商務服務業等行業的就業率比較高。目前，他們已經打破了已往局限於建築工地做泥水工和木匠的格局，逐漸向企業轉移從事低技能的勞動，如從事製衣製鞋業和五金製造等等；也有的農民充分發揮當地飲食業的特色，在外地從事餐飲業。由於個人素質的差異，他們的收入也出現了一定的差距。從對俞源村的勞動力分布變化，一是俞源村外出勞動力的數量呈快速增長的趨勢；二是外出勞動力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內，出省的勞動力相對較少。同時，雖然部分勞動力已實現轉移，但家裏的田地還在繼續種植，這和俞源外出勞動力分布的地區比較近有關。此外，俞源村的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雖然逐年下降，但仍占絕大部分。俞源由於缺乏工業的支撐，工業勞動力依然很少，而其他方麵的勞動力卻有所增加。
2．農民消費狀況
改革開放以後，伴隨經濟迅速發展的是居民的消費水平節節攀高，但農村居民的消費狀況卻相對滯後。分田到戶的農民在逐漸解決溫飽問題之後，開始在衣服、住房、家具等方麵增加消費。上個世紀80年代，伴隨著農戶收入高增長的是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不斷攀升。90年代以後，農民的收入進入低速增長狀態，農村居民的消費增幅有所減小。
第一，消費支出迅速增長，食品支出比重下降。從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時間，俞源村農戶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增長了近2.5倍，由546元增加到1867元。2005年俞源村居民食品消費支出為767元，比1990年的280元增加了近1.8倍，而同期食品消費支出的比重則由51.3%降至41.4%，下降近10個百分點。同時，農村居民食品消費由數量擴張轉向質量優化，並呈現多樣化、營養化趨勢。從食物消費量看，各類食物消費量全麵增長，尤其是細糧數量迅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後，在糧食、蔬菜消費量基本穩定的同時，各種營養豐富的食品如豆類、肉禽、奶和奶製品、蛋類、糕點等數量也迅速增加。
第二，衣著消費成衣化、時尚化趨勢明顯。2005年，全村居民人均衣著消費118元，在生活消費中位列第六，比1990年的55元增加了63元，增長2倍多。衣著消費逐步向成衣化、時尚化發展。人們對衣著的追求也已從單純保暖、實用轉為注重時裝款式，注重花色和各種衣著的搭配，對質量的需求進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