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條走廊通向霍夫曼公園，也稱“逃亡者之園”，位於外院的一塊傾斜的平麵上，由49根高低不等的混凝土柱體構成，表現猶太人流亡到海外謀生的艱苦曆程，由於斜坡地麵及不垂直的空間感覺，使人感到頭昏目眩，步履艱難，使人聯想到猶太人流離失所、漂泊不定的沉重經曆。每根混凝土排柱頂上均植有樹木，表示猶太人生根於國外，充滿著新生的希望。最後一條走廊末端是在一個高高的、陡峭的樓梯旁，從那裏可以去一般展廳。參觀者最後轉回地下室，從那兒離開。
“沒有最後的空間來結束這段曆史或告訴觀眾什麼結論，”列別斯基說，正是這種“空缺”，將使“一切在他們的頭腦中持續下去。”
●對猶太人犯下的罪惡，極端種族主義者
希特勒是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對立麵就是猶太人。”
他把猶太人看做是世界的敵人，一切邪惡事物的根源，一切災禍的根子，人類生活秩序的破壞者。這些觀點成了希特勒後來屠殺數百萬猶太人，企圖滅絕猶太人的理論依據。
在曆史上，歐洲人一直對猶太人持有成見。對猶太民族的曆史作一個簡單的回顧便可看出。猶太人的遠祖是古代閃族的支脈希伯來人，公元前，他們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攻占巴勒斯坦後，猶太人舉行過多次大規模反抗羅馬占領者的起義，但都遭到了羅馬統治者的血腥鎮壓。到公元135年的猶太人起義再義慘遭失敗為止，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羅馬統治者屠殺了百萬猶太人，最後還把餘者全部趕出巴勒斯坦土地，使他們流散到西歐——完全處於落後的小生產的農牧社會。
土地被人們視為最珍貴的財富，商業則是人們鄙視的行業。猶太人逃往西歐後，當地的封建地主們非常歧視他們，不許他們占有土地，隻許他們經營商業。不知是曆史過錯教育了他們，還是生死磨難砥礪了他們，或者說這本來就是曆史賦予的機遇。總之，由這一切所構成的曆史集合體，鑄就了猶太人的特質，更使得他們“聰明”起來，堅強起來。他們不僅在困境中頑強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漸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紀，歐洲開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當地新興資產階級同那些經商致富的新興的猶太人資本家們，產生了利益衝突，噩運再次降臨到猶太人的頭上。現實利益的衝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異，大批猶太人被迫流往東歐及美洲各國，開始了曆史上的猶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這種反對猶太人的意識，居然演變成了一種文化沉澱，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一直“遺傳”。尤其是進入上個世紀後的德意誌民族，反猶情緒與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隨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由宗教而產生的成見也愈演愈烈。在歐洲，特別是西歐，人們普遍信仰基督耶穌。雖說基督教的經典《聖經》之一的《舊約全書》，原是猶太教的經典，兩教之間有著密切的曆史淵源，但基督教教義認為，是耶穌的12門徒之一的猶大為了30塊銀幣而出賣了上帝之子，是猶太人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就造成了基督徒們在情感上對猶太人的仇視。
所以說，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難接納猶太人的。這種宗教感情的社會化，又逐漸衍化成一種大眾化的厭惡猶太人的社會心態。同樣，這種社會心態也作為一種文化沉澱世代“遺傳”，並隨著歲月的推移，逐漸與社會經濟政治相結合，使之成為一種隨時可以被利用的社會政治的潛在力量。顯而易見的，當這種潛在的東西被某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時，就會像火山一樣噴發，成為一種瘋狂的驅動力。
應該看到，當時的德及奧民族的內部，民族主義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緒在現實利益衝突的激化下，使人們本來已有的反猶情緒更加激烈，從而加劇了對猶太人的仇視。在這種社會氛圍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猶反猶”觀點逐步形成，並迅速成為了這股社會情緒的主導。
當時，整個民族仇猶反猶的社會情緒極大地刺激著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義思想惡性膨脹，為其日後仇猶反猶滅猶政策和措施製造社會價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後來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更嚴重地打擊了德國，使其工業生產倒退到了上世紀末的水平，國力漸衰。
深刻的經濟危機不僅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而且刺激了壟斷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