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亨利·基辛格
演說者亨利·基辛格（1923～）是美國政治家，1969年起曆任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國務卿，在恢複和改善中美關係上，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和貢獻。
從1971年到1999年，基辛格先後訪問中國32次，足跡遍及20多個城市。本篇是他在北京外交學院的演說。
“精彩演說辭”
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應邀來外交學院講話……我應邀同你們談談蘇美關係問題，大約在一周前我才接到邀請，因此我來不及寫演說稿，我隻能按照提綱來講。我並不是因為你們是中國聽眾才這樣來談這一問題的，我對你們講的也同我對其他聽眾所講的一樣。
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部分原因是兩國有極其不同的曆史經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美國實際上一直無須執行什麼對外政策，它受到兩個大洋的保護。對我們來說，並不存在強大鄰國的問題。因此，美國當時形成的對外政策的觀點，部分是孤立主義的，部分是道義上的。那時，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曆史的偶然性使我們有幸在地理上遠離他國，這也反映了我們在道義上的優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以及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所尋求的隻是能夠再次回到它以前與外界隔絕的地位。第一次大戰結束時，威爾遜總統堅持認為美國應該與勢力均衡之類的概念劃清界限。我們當時考慮建立世界性組織，甚至考慮建立世界政府，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有責任改善世界，而不僅僅是控製世界。當杜魯門總統去參加波茨坦會議時，他拒絕提前與英國首相會晤，因為他不想讓斯大林認為我們和英國串通一氣對付前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多數美國人夢寐以求的是發揮今天不結盟運動所起的那種作用，也就是在英國與前蘇聯（當時是這樣認為）的衝突中充當仲裁人，采取超脫的立場，執行獨立的外交政策。
我之所以提到這一切，是因為與前蘇聯發生衝突並非美國人天生的嗜好，和前蘇聯發生爭執是不符合絕大多數美國人的願望的。
……
我注意到，中國曾就中蘇關係問題表明，要改善關係，必須先滿足三個條件。美國就沒有那樣係統和那樣明確。我國的曆史畢竟比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都要短。因此，我們沒有用同樣明確的語言來表達我們的要求。但是，我相信，從根本上說，美國所麵臨的問題與中國完全一樣。如果前蘇聯願意在它目前的疆界內與別國共處，那就肯定可以找到做出某些具體安排的途徑。否則，如果我們聲稱我們可以在不作某些重大調整的情況下就能解決問題，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美國沒有好處，對直接或間接信賴於美國的人也沒有好處。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想談談首腦會談前夕的當前形勢，並提出幾點看法。如果像一位教授那樣抽象地分析形勢，人們就必須講出許多理由，說明為什麼倉促認為一個緩和緊張形勢的時期對各方都有好處。在西方，人們常常把這歸結為前蘇聯新領導的個性。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對受過一些馬克思主義訓練的聽眾強調客觀條件比個性重要。像前蘇聯這樣的製度不可能產生和平主義的共產黨總書記。但是，我之所以認為前蘇聯有可能出現尋求緩和的動機，是因為前蘇聯社會麵臨著某些客觀趨勢，至少抽象地看這是它必須著重關心的。在我看來，首先必須承認目前這種政府製度過分信賴於個人，尚未實行像中國近幾月、近幾年來所開始采取的那種輪換製度。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的爭奪領導權的鬥爭。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有一段安定的時期。
……我認為，改善關係的客觀條件是存在的。在核時代，關於這種力量的許多傳統看法已不再適用，這就使問題複雜化了。在核時代，很有可能戰爭既無戰勝國，又無戰敗國，大家都打輸。而在戰爭結束時，卻記不清發生戰爭的起因。但是，情況肯定將發生巨大的變化。所有這些理由都說明，蘇美有達成某種具體諒解的可能性。然而，也還存在一些障礙：一是在美國有許多人傾向於把外交政策看作是精神病學的一個分支。他們因此相信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樣的。他們更喜歡治標而不治本的方法。在前蘇聯方麵，存在這樣一個問題：那些想搞經濟改革的人感到難以同時在外交政策上也采取靈活態度。所以，在前蘇聯方麵，可能也有類似的傾向，即希望建立某種緩和的氣氛，而不去解決所麵臨的任何問題。在西方，常有人說當代壓倒一切的問題是軍備控製。在一定程度上，武器限製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消除國際緊張局勢的根源主要並不在於此，這也是事實。國際緊張局勢的根源在於政治衝突，在於企圖擴張勢力，企圖把單方麵的解決辦法強加於人。因此，我建議，首腦會晤必須解決三個基本原則，三個已確定的根本問題：
第一，地區性的衝突。隻要強國可以進攻弱小鄰國而不受懲罰，就不可能有和平。不能到處都推行勃列日涅夫主義，也不應當承認可以用輸入武器的辦法來加劇國際衝突的原則。因此，雙方都必須實行克製。作為一個美國人，我當然認為，前蘇聯在超級大國中是侵略性要大得多的一個。第二，兩個超級大國在相互之間的關係中，必須建立起某種體現互相克製的行動準則，並表現於具體的政治安排之中。換句話說，它們不應當威脅和平精神，也不應當相互進行威脅。第三點才是軍備控製問題，這一點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這一點涉及到十分複雜的技術問題。我想強調指出：提出一些數字上的關係是容易的，而且聽起來也很動聽，但實際上卻毫無意義。今天，對於前蘇聯提出的雙方將各自的核武器裁減50%的建議，人們議論紛紛。但是，事實上雙方各有多達一萬個以上的彈頭。在沒有任何防禦力量的情況下，減少50%，並不能使形勢有所變化。如果原來是能夠毀滅人類20次，現在隻能毀滅10次，這並未取得任何根本性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