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平徹認為軍情五處並不信任德萊伯格，因為他們懷疑他提供給蘇聯的情報，遠遠超過他給軍情五處的報告中的內容。1969年當捷克斯洛伐克情報局局長約瑟夫·費羅利克，提供了一些不利於數位勞動黨議員的情報之後，這種懷疑加劇了，其中涉及到議員中一名勞動黨高級官員的情報。這位勞動黨的高級官員被認為是個同性戀者，他受雇於捷克斯洛伐克情報局，並使用代號”鱷魚“。後來弗羅利克在軍情五處看了照片之後，證實“鱷魚”就是德萊伯格。當受到訊問時，德萊伯格對辦案官員說，他隻是替捷克斯洛伐克的報紙寫了幾篇文章，但在進一步的追問下，他脫口說出，他還曾賣給他們一些有關勞動黨內部的爭吵和涉及個人的各種醜聞的情報。他聲稱這”都是些毫無價值的材料”，他不承認他在當勞動黨主席期間繼續在幹這種事。對此，軍情五處除了警告德萊伯格，傳遞未經他們審查的情報會使他遇到危險以外，便無能為力了。他們最不願幹的事，就是公開他們雇傭勞動黨主席當雙重間諜的秘密。盡管他是不可信的，但軍情五處仍然使用他，即便在他以布拉德韋爾男爵的身份升任上議院議員時，也還保持著這樣的關係。由此，他在軍情五處內部以“間諜巨頭”而聞名。
1976年德萊伯格去世後，軍情五處漸漸相信，自戰爭結束以來，德萊伯格一直受到克格勃的控製。雖然他更加左傾，但他受到脅迫的可能性依然很大。當然，他也是自覺自願的。平徹說，克格勃掌握著大量顯示德萊伯格有罪的照片，其中包括他與伯吉斯同性戀的鏡頭。
撒切爾夫人的指責
邁克爾·富特對平徹的斷言做出了強烈反應。他為德萊伯格辯護，稱這種指責為“英國當代新聞史上最離奇的斷言之一”。在一年一度的“新聞廣角鏡”獎授獎儀式上，富特發表了演說，並進而談道：
兩個國家的特務機關都不曾受到過如此嚴厲的指責。我不清楚究竟哪一個情報機構受到的冒犯最嚴重。更為離奇的是在他活著的時候，這種斷言從未明說過。你們本可以把德萊伯格改造成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之一……從他早期在公立學校讀書時開始改造。那時候他為了效力於秘密情報機構，在各個發展時期，都承擔了犧牲個人前途的風險。
1981年邁克爾·富特讚揚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在下議院抨擊《背信棄義的交易》一書，因為這本書公開了對德萊伯格的指責。那年3月26日，首相在下議院否認這些詆毀德萊伯格的說法時說：“在這本包含著一些虛妄斷言的書裏，有些內容是錯誤的，或者說被歪曲了。”
“失蹤”的外交官
1956年德萊伯格重訪莫斯科，與伯吉斯一起審閱那本書的校樣。他有時留在莫斯科的一幢公寓裏，有時去伯吉斯的別墅。伯吉斯非常孤獨，他的住宅外麵有保安人員嚴密監視著。他在外國文學出版社兼職，剛說服出版社出版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沉默的美國人》。他也是各種涉及西方外交政策的委員會成員。德萊伯格第一次見到伯吉斯是在戰前，那時候伯吉斯是BBC廣播電台“議會周”節目的編輯。他好幾次請德萊伯格提供節目內容。德萊伯格在他的自傳《主導的情感》中寫道：
無論是英國的還是蘇聯的特務機關，都不必為我引述我私下同蓋伊的未被監聽的談話內容而感到不安，我們沒有做出賣國家機密的交易。我們隻是閑聊倫敦的生活；他要我帶信給他以前的情人。他老是回到這樣一個話題，即他能否有一天在毫無危險的情況下回到英國。
根據平徹所言，德萊伯格為了發財而出賣伯吉斯，有效地阻止了伯吉斯返回英國。德萊伯格自己則說，伯吉斯請他出麵談判，讓他安全回國。但他一再表明，無論是當麵還是在長途電話裏，他都重複講著這麼幾句話：英國政府不可能事先許這樣的諾。能否回國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國際大氣候。德萊伯格還提出了令他擔心的問題：俄國當局會放他走嗎·
平徹指責德萊伯格出賣伯吉斯，這不可能是事實。德萊伯格非常仁慈，不管他陷入如何嚴重的經濟困境，他都不會去阻礙伯吉斯任何可能的回歸。但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德萊伯格從軍情五處那兒接受了用作慫恿伯吉斯違反公務保密條例的酬金，因為他清楚伯吉斯不可能回國，除非國際形勢有了明顯的緩和。
1956年9月15日《每日快訊》報導說：“埃塞克斯郡莫爾登地區的前社會黨議員，湯姆·德萊伯格結束了對俄國的訪問，昨晚在抵達倫敦機場時說，把失蹤的外交官，目前在莫斯科的蓋伊·伯吉斯稱之為叛徒，那完全是胡說八道。”德萊伯格對《每日快訊》的記者說，他相信伯吉斯是講信義的，沒有做任何違背英國利益的事。他還說，伯吉斯之所以隨唐納德·麥克萊恩去莫斯科是因為政治信仰問題：有人指控他是共產黨的間諜，曾向俄國人提供秘密情報，對此，伯吉斯予以完全的否認。當問及他是如何與伯吉斯聯係時，德萊伯格說，他隻是去了一封信，使他頗感意外的是伯吉斯回了信。他補充了一句，雖然他早就認識伯吉斯，但“不熟”。信中德萊伯格告訴伯吉斯，他將要去莫斯科，想和他麵談。伯吉斯同意見麵。德萊伯格到達莫斯科後，伯吉斯對他說，他希望能在適當的時候返回英國。《每日快訊》的記者問什麼時候可稱之為適當的，德萊伯格說他無可奉告，而伯吉斯對他目前在莫斯科所從事的工作，不僅滿意，而且很有興趣。德萊伯格令人消氣地實話相告“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他明白自己不會再找一份與外交部有聯係的工作。他不是那種會幹任何使自己感到慚愧的事的人。”他繼續解釋道，伯吉斯在一家譯介蘇聯小說的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毫無疑問，他也為蘇聯領導人起草重要的講話稿。他最後指出，他不讚成伯吉斯和麥克萊思所采取的行動，因為“我相信還有其他路可走”。不過，他也考慮到伯吉斯“憑自己的感覺，去走他自己的路，是完全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