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吐蕃占領敦煌初時之龍勒鄉部落(原龍勒鄉)，總共235戶，賴此知之。其中：“向東人戶”92戶，幾乎占該鄉部落總戶數40%。又可見居民向東流動比例之大。《新唐書·吐蕃傳》載：沙州兵馬使兼領州事閻朝，長期抗蕃，終因“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勿徙他境，請以城降。’時，圍攻沙州之吐蕃統帥尚綺心兒許諾。沙州降後，尚綺心兒代守沙州，信守諾言，沒有強迫居民外遷。本件載龍勒鄉部落近40%人戶東遷，反映了吐蕃蠶食河西年代，唐朝軍隊節節敗退，河西軍政官員及涼、甘、肅、瓜諸州豪門大戶隨之退逃到敦煌的人數不少。今沙州既降，又自願東返祖籍。
86 戶廿八有田業：即東遷92戶中的28戶有田地莊宅遺留下來，以下所列範興晟等四戶田畝即是。本件“向東人戶”田畝數之後，推測當有見在人戶及田畝之登錄。惜原卷僅寫至向東人戶“白庭興八十三［畝］”而止。
87 本件出自敦煌莫高窟，編號敦研298+299號。文書失題年代。其標注年齡曰“載”，敦煌稱“郡”，按，（《舊唐書·玄宗紀下》：天寶三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為‘載’（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天寶三載正月朔日幹支應為丙申）；又同書《肅宗紀》至德三載二月丁未（二月初五）“改至德三載為乾元元年”。 又同書《地理誌》敦煌郡條載：“天寶元年改為敦煌郡，乾元元年複為沙州。”據上互參，知本件為天寶三載(公元744年)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二月之間文書）。文雲“請給……市券”、“據保給券”之語，知本件為市券之屬。唐代規定買賣奴婢牲畜皆須立券。《唐六典》卷二十“京都諸市令”條載：“凡買賣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唐律疏議》二十六：“諸買奴、婢、馬、牛、駝、騾、驢，已過價不立市券者，過三日笞三十，賣者減一等……即賣買已訖，而市司不時過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市券由市司發給，呈郡蓋印。本件隻在應蓋郡印處書雲“敦煌郡印”而無鈐印，知為官府存查之錄白案記。唐代市券，此前向無傳世者，其款式與內容無從考究。賴此始知唐市券之內容款式，洵為商業史、經濟史之遺珍。
88據卷尾王修智落款“行客王修智”，知“客”字前當缺“行”字，故補。行客，謂客行異鄉者，如《魏書》卷五十七《高祐傳》：“（高祐）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
89 載拾叁；即年齡13歲。下仿此，不重注。
90 得大生絹貳拾壹疋：“生絹”，指未加漂煮、染色的本色絹。唐代絲麻織品，法定幅闊為一尺八寸。《唐律疏議》卷二十六：“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各杖六十（注：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即造橫刀及箭鏃用柔鐵者亦為濫）。《疏義》曰：凡造器用之物，謂供公私用及絹布綾綺之屬。行濫，謂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狹，謂絹疋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滿五十尺，幅闊不充一尺八寸之屬而賣，各杖六十。”但民間亦有幅闊為二尺者，法亦不禁。《五代會要》卷二十五《租稅·雜錄》載顯德三年十月敇，引“舊製”雲：“織絁、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所謂“舊製”疑即唐製。本件所謂“大生絹”，疑即幅闊二尺之生絹。又，唐代兼以絹、布作貨幣。《全唐文》卷二十五載唐玄宗《令錢貨通用製》雲：“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現）錢，深非道理。自今已後，與錢貨兼用。違法者，準法治之。”本件載王修智將胡奴多寶賣與張惠溫，得價大生絹貳拾壹疋，即以“絹”為代錢，是當地“錢貨通用”之證。
91 是賤不虛：自古良民不得買賣。西晉時，“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張光鞭殺之。”（見《資治通鑒》卷八十八晉湣皇帝建興元年八月條）《魏書·刑罰誌七》載，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尚書李平奏引《盜律》雲：“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唐律疏議》卷二十：“諸略人、賣人為奴婢者，絞。”上例諸“人”字，皆指“良人”，即良民。從知買賣良民，向為法禁。但奴婢則可以買賣，從上引《唐六典·京都諸市令》及《唐律疏議》二十六所載“買賣奴婢牛馬”經官公驗、立券之語可知。：蓋古代統治階級觀念視奴婢同牛馬，《唐律疏議》所謂“奴婢賤人（即賤民），律比畜產。”（見《唐律疏議》卷六），故可以像其他所有物一樣進行買賣。但買賣奴婢時，須言明被賣者確為賤民身份，且需有保人作證，本件所謂“是賤不虛”，即賣主對所賣者身份確為奴婢的申明和保證。
92 絹主：此處的“絹主”，實即買主。是時，敦煌交易，錢（錢幣）貨（實物貨幣）並用，絹可代幣。絹主即出資（絹）付價買奴者，所以絹主即買主。“絹主”項下，理當有絹主之署名，由於本件隻發給買主，用作憑證，故持有者即買主，其名已著在文本中，可省而不書。另一方麵，賣主、被賣者及保人之名則須明著在市券文本中，且其名及畫押不可省書。因賣主、被賣者及保人承擔有一係列法律責任，如保證被賣人的身份確為奴隸，保證此奴性別、年令屬實，保證被賣奴隸本人自亦“甘心”被賣並願意服事新主人，聲明賣價已經付足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