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本研究敦煌學起步早。1909年，小野玄妙發表《降魔成道圖的研究（一）、（二）》，1910年，藤田豐八發表《慧超往五天竺傳箋釋》，桑原隲藏發表《老子化胡經》，鬆本文三郎發表《敦煌石室古寫經的研究》、中村不折發表《寫真展大唐人真跡楷書經卷》，岡本慎吾發表《唐寫本廣韻考》、中村久四郎發表《敦煌千佛洞之歌》等，這幾篇最早的論著，成為日本學術界在敦煌壁畫、敦煌佛經、敦煌道經、敦煌佛教史、敦煌寫經書法、敦煌本韻書、敦煌文學等領域的開山著作。此後七十餘年，繼續擴展，一方麵推進研究深度，一方麵擴大研究範圍，敦煌學研究一直持續發展。
第二，日本敦煌學，研究領域相當寬闊：
以1909年小野玄妙《降魔成道圖的研究（一）、（二）》和1910年濱田耕作《敦煌石室發現古書古畫考》為標誌，開始了敦煌美術的研究；
以1910年桑原隲藏的《老子化胡經》為標誌，開始了道經的研究；
以1911年鬆本文三郎《敦煌石室古寫經的研究》和中村不折《寫真展大唐人真跡楷書經卷》為標誌，開始了敦煌寫經、書法的研究；
同年，以岡本慎吾《唐寫本廣韻考》為標誌，開始了敦煌韻書研究；
同年，以妻木直良《敦煌石室五種佛典的解說》為標誌，開始了敦煌佛學研究；
1912年，以椎尾辯匡《睹貨羅的民族地理年代》為標誌，開始了敦煌民族學和曆史地理學的研究；
同年，以羽田亨《新出波斯教殘經考》為標誌，開始了摩尼教的研究；
1914年，以羽田亨《回鶻女子賣度文書》為標誌，開始了敦煌契卷研究；
1915年，以狩野直喜《唐抄本尚書釋文考》為標誌，開始了儒家典籍的研究；
1918年，以羽田亨《敦煌發現的景教經文考》為標誌，開始了景教研究；1919年，以小川琢治《中國本草學的起源興神農本草經》為標誌，開始了
敦煌醫學文獻研究；
1925年，以原田淑人《西域發現繪畫中所見服飾的研究》為標誌，開始了服飾圖案和民俗學的研究；
1927年，以玉井是博《敦煌戶籍殘簡考》為標誌，開始了敦煌戶籍文書的研究；
同年，以青木正兒《敦煌遺書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及《降魔變押座文考》為標誌，開始了敦煌變文、押座文研究
1929年，以仁井田陞《古代中國日本的土地私有製》為標誌，開始了敦煌經濟史的研究；
同年，以瀧川政次郎《西域出土的唐職官片斷考》為標誌，開始了唐代官製文
書研究；
1931年，以野本白雲《西域發掘的木簡古寫本研究》為標誌，開始了漢簡
研究；
1938年，以林謙三《敦煌舞譜考》、岸邊成雄《西涼樂與敦煌壁書的關係》
為標誌，開始了敦煌樂舞的研究；
1943年，以藪內清《敦煌之曆》為標誌開始了敦煌曆法研究；
1955年，以入矢義高《王梵誌考（上、下）》為標誌，開始了王梵誌研究；此外還有關於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的研究等等。可見其研究範圍之廣、
涉及麵之寬；敦煌學同其他學科的關係也有了不少揭示，從而豐富並擴大了敦煌學研究的內容，進一步顯示出敦煌學的價值意義。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敦煌學進入大發展階段。
首先是1953年龍穀大學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會，東洋文庫也成立了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積極開展敦煌遺書的整理研究工作。先後出版了《敦煌文獻研究論文目錄》、《西域出土漢文文獻目錄》四冊，《西域文化研究》七冊。圍繞上述兩個研究會，形成並集結了一支敦煌學研究隊伍，湧現出一大批專家，如鬆木榮一、竺沙雅章、仁井田陞、藤枝晃、榎一雄、大庭修、金岡照光、樋口隆康、日比野丈夫、川口久雄、曾我部靜雄、池田溫、塚本善隆、西村元佑、上山大峻、梅津次郎、土肥義和、鈴木俊、日野開三郎、菊池英天、秋山光和、山口瑞風、福井文雅、山本達郎、入矢義高、森安孝夫、長澤和俊、水原渭江等，人才輩出，是國際敦煌學界一支實力雄厚的勁旅。
鬆本榮一《敦煌畫の研究》（1937年），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始末》（1942～1943年）、《敦煌的僧尼籍》（1959年）、《吐蕃支配期の敦煌》（1961年）、《敦煌千佛洞的中興》（1964年）、《敦煌曆日譜》（1973年），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製度》（1961年），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篇》（1978年）、《敦煌道經·圖錄篇》（1979年），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概況·錄文）》（1979年）、《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1990年），東洋文庫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編《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文書集》四卷（1978～2000年），水原渭江《敦煌舞譜の解讀研究（改訂版）》以及日本學者組織編纂的《講座敦煌》九卷（1980～1990年）等，是日本敦煌學研究水平的標誌性論著，受到國際敦煌學界的重視和稱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