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我們才算完成了這條題記進行研究的第二個目標，即發現問題並解決了所發現的問題。
對這條題記進行研究的第三個目標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這條題記的社會意義和曆史價值作出的評價。
這條題記反映了陰嘉政作為唐朝的遺民、父祖的嫡子而回護先尊、心向唐朝的“報恩君親”思想；反映了蕃朝同化政策之不得人心；透露出遺民們深厚的民族感情，以及在吐蕃統治之下曲折地表達向唐之誌的特殊方式。《新唐書·吐蕃傳下》載，沙州在吐蕃占領下，“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反映了吐蕃占領區民族矛盾處理不善的情況，通過231窟這條供養人題記的分析使我們對此有了更深切的體會。
看這條題記所在的莫高窟第231窟，東壁南側繪有《報恩經變》，北壁繪有《彌勒（未來佛）經變》。根據題記所映的思想，去品味這兩幅經變畫，會產生更深一層的理解。
《報恩經變》，表明陰嘉政的“報恩君親”思想，更從佛經獲得支持，得以同佛經經義結合起來，通過圖畫的形式予以表現。那麼，此窟之《報恩經變》，既是對佛教教義的宣傳，又是他“報恩君親”思想的寄托。佛教的宗旨同世俗的願望融合在一起，於是這幅經變畫就具有更為深刻的意義了．
如果說《報恩經變》寄托著陰嘉政對宗邦祖根的懷念，那麼《彌勒經變》則又暗寓著對未來的期聁和向往。這兩幅畫同繪於一窟，一幅重在回首過去，一幅重在翹首未來，互相配合，彼此補充，從兩個相對的方向彙集過來，體現出一個完整的思想。第231窟建窟不到十年，終於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爆發了張義潮領導的逐蕃歸唐大起義。這次成功的起義，可以說是“報恩君親”思想的實現，同時也是對未來向往的某種意義的落實。
由此可見，這條題記所包含的社會意義和學術價值，實在不可低估。
通過上麵的舉例，我們可以看到，對資料鑒別、消化的過程，有時候也就同時展開了對課題進行研究的過程。我們所舉的那種鑒別，消化資料的方法，也就同時介紹了對一條題記加以研究的方法。
上麵所舉的莫高窟第231窟東壁門上方的供養人題記，應該說是一份訛誤性的資料。我們之所以知其訛誤並知其所以訛誤，是借助於所搜集到的有關資料，主要是《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此件共有兩個抄本，編號分到為P.4638、P.4640）。在確知其訛誤性之後，我們又進一步追索造成訛誤的原因，發現既有形式上的客觀原因，又有內在的主觀原因；我們再把兩種原因結合起來分析，發現造成訛誤的真正原因是主觀上的有意為之，不過借助了題榜界欄的局限這個客觀現象作幌子加以偽裝。我們又把這條題記同窟內兩幅經變畫聯係起來，進而揭示其開窟動機上除了佛教信仰之外，還有一定的政治社會意義。又進而為不久之後的反蕃歸唐起義找到了背景因素和潛在前兆。這就是我們對這條題記進行監別、消化的一係列的過程和產生的一係列結果。
５、撰寫論文
撰寫論文是在搜集、鑒別和消化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是研究過程的最後步驟和最後方式。當然撰寫成論文之後，還要接受檢驗（別人對論文的評價也是一種檢驗）。於是，研究工作又可能開始一個新的循環過程。但是，作為階段性的研究過程來看，撰寫論文畢竟是一個完整的研究過程的結集步驟。
敦煌學論文的寫作，同其他社會科學論文並沒有什麼特殊的不同。這理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