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中的偽品大約分為兩類：一類是今人蓄意而造的偽品。近人製作偽品，多是為牟利騙錢。這類偽品，大致有五種情況：一是紙張及書寫全盤偽造；二是割截敦煌寫卷古紙餘白，仿古摹寫；三是真本有殘缺，今人補寫為完本，致使真本中部分屬偽造；四是在真本之末假造題記，以加增其價值品位。以上，前兩種既屬偽品，自應予以剔除；後三種部分有偽者，不可全盤否定，剔除其偽造部分、肯定其真本部分可矣。
另一類是古人無意而造的偽品。古人節約，常將廢棄寫卷剪裁粘連，以利用紙背二次書寫。所粘連之舊卷，偶有文可綴接者，今人讀作一文。此古人雖無意作偽而竟成偽品也。如如英藏S.289號所謂《李存惠墓誌銘》者，實為《李存惠墓誌》與陰某人墓誌銘兩殘紙粘貼而成，《李存惠墓誌銘》僅存開頭部分，至“曾祖墨釐軍事、守瓜州刺史、金紫光祿”以下殘失：陰某人墓誌銘殘失開頭部分，起自“……大夫、檢校尚書左仆射、兼禦史大夫、上柱國諱□□”，二紙粘連，偶然巧合成文。二紙粘接處宛然可見（插圖63 S.289號《李存惠墓銘》與《陰某人墓銘》兩殘紙謬接之粘縫）。蓋宋太平興國之後，某人為利用紙背進行抄寫，乃將二殘紙拚接粘連，在背麵抄寫了《十恩德讚》。今人反將《《十恩德讚》》誤斷為正麵，將《李存惠墓邈真讚》及所謂《李存惠墓誌銘》誤斷為背麵，於是出現了所謂《李存惠墓誌銘》。此《李存惠墓誌銘》開頭謂“府君諱存惠，字察遠。其先著姓，殷王武丁之派，隴西伯陽之苗（《列仙傳》（托名劉向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而乃指樹命氏（引者按：《列仙傳》：“老子之母，適到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語，指李樹曰：‘此以為姓。’”），射虎留芳（引者按：《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白馬東來，青牛西去（引者按：皇甫謐《髙士傳》“…後，周德衰，（老子）乃乗青牛車，去入於秦。”），因化胡國（引者按：《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見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以留子孫，至今為敦煌人也。”以上皆敘敦煌李氏由來；但其下卻說：“亡男內親從都頭、知左右兩廂馬步都教練使、檢校兵部尚書、兼禦史大夫、上柱國陰住延”，“亡男內親從都頭、銀青光盧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禦史大夫陰住千。”李存惠之亡男何得皆姓陰氏？於是有學者推測“李存惠當入贅陰氏，故二子住延、住千皆姓陰。”（見鄭炳林《敦煌碑銘輯釋》556頁），又有人惑疑此墓誌的誌主或許並非姓李（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第9頁）。筆者細察照片，實為李、陰兩人的墓誌殘紙意外拚接而成，二紙接縫處清晰可見。所謂《李存惠墓誌銘》者，恰是“古人無意而作的偽品”，今人卻信為“真品”。
這件所謂的《李存惠墓誌銘》，為文獻學、版本學、校勘學及古籍辨偽等都提供了一個典型例證，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辯別真偽的方法很多，例如紙張規格、書法特點、避諱用字，墨色真假、內容與時代之相應與否，同傳世本關係如何等等，諸方麵可參互兼用，不可執一而斷。諸法中最可靠的一法是辨別字跡、墨色及書法之時代風格。作偽者必會露出馬腳。
根據經驗，敦煌遺書之英法藏品中沒有近人的偽造品，我國及台、港地區、日本、俄羅斯、美國等公私藏品中見有偽品。但有學者以為偽品滿目，亦未免疑之過甚。
敦煌文獻目錄的編製，後麵另有專章介紹，此處從略。
敦煌文獻中係統性資料彙編、敦煌文獻校錄整理及敦煌文獻佚典輯佚，從1909年羅振玉、蔣斧、王仁俊輯印敦煌卷子已經開始。此後，有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1914年），劉複《敦煌掇瑣》（1925年），李儼《敦煌石室算書》（1926年），張鳳《漢晉麵陲木簡彙編（初編、二編）》（1931年），許國霖出版《敦煌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1937年），史岩《敦煌石窟畫像題識》（1945年），周紹良《敦煌變文彙錄》（1954年），薑亮夫《瀛涯敦煌韻輯》（1955年），任二北《敦煌曲校錄》（1955年），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1957年），中國科學院曆史所資料室《敦煌資料》第一輯（1961年），饒宗頤《敦煌舞譜校記》（1962年），巴宙《敦煌韻文集》（1965年），潘重規《瀛涯敦煌韻輯新編》（1972），潘重規《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校錄》（1979年）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概觀）》（1979年）等，可以說是繼羅振玉等人之後敦煌文獻係統資料彙輯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