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學者對古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最先是從西夏文開始的，後來逐漸擴展到回鶻文、吐蕃文、焉耆——茲文、蒙古文和傳盧文。著名學者有羅福萇、羅福成、馮承鈞、馮家升、於道泉、王靜如、季羨林、耿世民、李經緯、馬雍、黃振華、史金波、白濱、聶洪音、李範文、陳炳應、王堯、陳踐、黃布凡、林梅村等人。
敦煌文獻學
敦煌文獻學，是對敦煌文獻進行編目、鑒別真偽、校勘整理的學科。它的內容主要是：
1、研究敦煌文獻的書誌學特點，鑒別敦煌文書的真偽，剔除偽本；
2、編製敦煌文獻目錄（包括分類目錄、敦煌簡牘目錄），為讀者提供查找、檢索方便；
3、輯佚。對敦煌文獻中零星保存的古代佚書、佚文進行輯錄，盡可能使之得到恢複；另一方麵，對敦煌文獻中分散保存的古代係統性資料加以彙輯，為讀者提供有用資料；
4、對敦煌文獻進行釋錄校勘，為人們提供可靠讀本；
5、研究敦煌文獻的性質、源流，揭示其內容及價值、意義。
從進展情況來看，大體上可以歸納為敦煌文獻概說，敦煌文獻目錄學，敦煌文獻書誌學，及敦煌文獻校勘學，敦煌文獻校錄、彙編及遺典輯佚等五個序列。
敦煌文獻（包括敦煌遺書、金石簡牘等）概論，是研究敦煌文獻的性質、源流、聚散、封藏以及真偽鑒定、學術識別等問題，有關敦煌文獻概況和價值意義的評介，也屬於此一學科任務之內。
敦煌文獻書誌學，是研究敦煌遺書的卷冊形式、款式及年代學方麵的問題。這是隨著敦煌文獻研究的需要應運而生的一個課題。早在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羅振玉、王仁俊、王國維、劉師培、董康等人已經有所開頭。此後，伯希和、李翊灼、陳垣、許國霖、向達、董作賓、王重民、劉銘恕、翟理斯、勞幹、薑亮夫、潘重規、吳其昱、左景權、陳祚龍、隋麗玫，金岡照光、池田溫、孟列夫，薄小瑩、梅弘理等繼有推進，增進了人們對敦煌文獻形式、特征和定年斷代的理解。台灣林聰明教授的專著《敦煌文書學》，可以說是對以往研究進行的總結性的概括，把此項研究推向一個新的起點。
敦煌文獻校勘學是從個別卷子的校勘實踐起步的。我國羅振玉、王仁俊、劉師培、王國維和日本藤田豐八等人是最早對敦煌文獻進行校勘的學者。此後，王重民、向達、王慶菽、周一良、啟功、曾毅公、周紹良、任二北、蔣禮鴻、潘重規、饒宗頤、郭再貽、張錫厚、朱鳳玉、王三慶、項楚等人進一步展開此項工作，累積了越來越多的成果，也同時取得了更多的經驗。由王重民等六位先生署名的《敦煌變文集、敘例》《載於《敦煌變文集》卷首》，對敦煌變文的標題、錄文、底本、參校本、校例以及標點、分段等都作了簡單扼要的說明，提出了一係列基本指導原則，可以說是關於敦煌文獻校勘學研究的第一篇重要文獻。稍後，潘重規先生撰《敦煌變文集新書》，對《敦煌變文集》釋錄、校勘方麵存在的問題作了不少補正。再後，郭再貽、張湧泉、黃征著《敦煌變文集校議》，也在《敦煌變文集·敘例》的基礎上前進一步。敦煌變文校勘工作目前仍在繼續進行，時見有新的校勘文章出現，如潘重規先生1995年發表《敦煌變文集新書訂補》一文（見台灣敦煌學會編《敦煌學》第二輯），既有對自己以往疏失的補正，也有對他人疏失的再勘。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有一部兼融敦煌文獻學、目錄學、校勘學和勾沉輯佚四者融於一體的著作――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這是我學者奉獻給國際敦煌學界的一部不朽的名著。此書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的學者提供了門徑，樹立了典範，因而贏得國際敦煌學界很高的讚譽。台灣黃永武先生特纂《敦煌古籍敘錄新編》對王先生原著有所論列而未附圖版者，一一補印了原卷照片，積至十八冊之多，大大方便了讀者的使用。
此外，敦煌壁畫、雕塑、古器物及其他古遺址、古器物也需要進行編目、揭示其性質、源流、內容及價值、意義。上述事物由於超出了文獻範疇，不屬文獻學研究對象。但從敦煌學的需要來看又必不可缺，而工作性質及工作方法則略同於文獻學，所以作為敦煌文獻學的一個附類暫附於敦煌文獻學項下。
敦煌文物的大宗主流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遺書、遺畫。數十年來爭論頗大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二，一是莫高窟藏經洞遺書、遺畫的性質，或謂寺院之藏寶，或謂寺院之廢棄物；二是莫高窟藏經洞封閉的時間，或謂北宋明道、景祐間，或謂皇慶間、或謂治平末，更有以為南宋或元代者。諸說之代表人物有伯希和、陳垣、張維、夏鼐、關百益、閻文儒、殷晴、藤枝晃、馬世長、方廣錩、榮新江等人。
學術識別和卷子辯偽是敦煌文獻研究中的頭道工序。學術識別，主要指對具體文獻學術價值的鑒識。要求做到各得其所，巨細不遺；既不使明珠暗投又不致過分抬高。這需要具有廣博而又深厚的學識涵養和真知灼見。辯偽是對文獻進行去偽存真的檢選，以免研究工作被偽品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