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下旬，在杭州、普陀山兩地舉行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成立大會暨學術討論會，選舉產生了分會會長、副會長和理事會，並建立分會秘書處為日常工作機構。會上收到敦煌語言文學方麵的論文二十多篇，由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編為《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及《古文獻研究》，分別於1988年、1989年出版。
1984年夏，酒泉地區的敦煌學者以及敦煌學愛好者，建立了酒泉地區敦煌學研究會。這是在敦煌學故鄉成立的敦煌學組織，它將在酒泉地區開展敦煌學研究，並在酒泉教育學院和酒泉師範開設敦煌學講座，通過教育學院和師範學校畢業生，在酒泉地區的中小學中傳播敦煌學種子，為造就敦煌學人才設置溫床、養育幼苗。他們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1986年以後，浙江、西藏、甘肅、新疆等省區，也開始組建並陸續成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省區分會，南京大學也成立了敦煌學研究會。
敦煌學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反映了“敦煌學熱”的到來。
第五、這一時期，敦煌藝術的研究工作進一步同新時代藝術創作實踐結合起來，在“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方麵，從理論探討走上了實踐創新的階段，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舞蹈方麵，以《敦煌彩塑》、《絲路花雨》、《仿唐歌舞》和甘肅省藝術學校的《敦煌舞基本訓練教材》的編製和教學為代表；音樂方麵，以上海音樂學院葉棟教授及甘肅省敦煌藝術劇院院長、敦煌研究兼職研究員席臻貫先生的敦煌古曲譯解及敦煌古樂演唱為代表；新壁畫方麵，以甘肅省畫家段兼善、李坦克等人為北京人民大會堂甘肅廳創作的四幅大型敦煌壁畫為代表；雕塑創作方麵以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雕塑家孫紀元、何鄂等人創作的敦煌菩薩、反彈琵琶、飛天、舞伎等為代表，成功的進行著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嚐試。敦煌藝術領域的這些新進展，作為敦煌學的一部份成果豐富了敦煌學的內容。其中獲得成功的舞蹈家、畫家、雕塑家，音樂家，同時作為敦煌學一支新的方麵軍壯大了敦煌學者的隊伍，成為中國敦煌學獨有的流派。
第六，出版了一批代表這一時期我國敦煌學特色和研究成果的專輯和專著，就大陸來說，最先是張錫厚著《敦煌文學》、吳曼英著《敦煌舞姿》，接著，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輯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的藝術寶藏》、《敦煌莫高窟》（五卷本），《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按時代分專題的《敦煌藝術小叢書》一套十六冊，198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後，出版了《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大學出版了《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一、二、三、四、五輯；寧夏學者高嵩出版了《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武漢大學《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兩輯，任半塘《敦煌歌詞總編》（上、中、下三冊），張錫厚《王梵誌詩校輯》，項楚《王梵誌詩校注》（上下冊），王堯、陳踐的《敦煌吐蕃曆史文獻》，莊壯的《敦煌石窟音樂》、葉棟《唐代音樂與古譜釋讀》，周紹良、白化文編選的《敦煌變文論文錄》（上下二冊），敦煌研究院編《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四冊），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關隴文學論叢－敦煌文學專集》和前麵已經提到的《敦煌學論集》，周祖謨《唐五代韻書輯存》、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訂本），李鼎文《敦煌文學作品選注》，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段文傑《敦煌石窟藝術論集》、林梧殊《摩尼教及其東漸》，劉進寶《敦煌學述論》，顏廷亮等著《敦煌文學概論》，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敦煌碑銘讚輯釋》，薑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製度》、段文傑《敦煌藝術論文集》，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英國圖書館藏（S.6981～13624）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張湧泉《敦煌俗字研究》，郭在貽、張湧泉、黃征著《敦煌變文集校議》，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蔣禮鴻主編《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十二冊），都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曆史文獻釋錄》（己出版五卷），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季羨林主編《敦煌學研究叢書》（十二冊），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誌八種箋證》。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遺書論文集》也是這一時期由他的夫人劉修業女士編輯整理出版的。中華書局重印了王重民先生的研究》、《敦煌類書》（上、下冊），鄭阿財等《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都是這一時期的重要著作。
台灣黃永武教授從1980年開始影印刊布英、法、北圖及俄藏敦煌遺書。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約輯印敦煌遺書縮微照片二十萬張，敦煌壁畫、雕塑、畫本、刺繡、木刻照片一千餘幅，編成《敦煌寶藏》140冊，至1986年8月已全部出齊，這套書為敦煌學研究者提供了空前豐富的影印資料，無疑對我國及世界敦煌學研究事業都是一椿功莫大焉的盛舉。還有台灣林聰明博士策劃、主編《敦煌學導論叢刊》、《敦煌叢刊二集》兩套大型叢書。這兩套叢書收入了一批高水平的敦煌學論著，全由中國和華裔學者執筆撰寫，向國際敦煌學界集中展示了中國學者和華裔學者在敦煌學研究方麵的成果。潘重規先生1979年出席巴黎召開的“敦煌西域文獻研究第一次國際會議”，與會國家和地區共12個、90多人，其中日本36人，法國30人，而中國（台灣、香港）和華裔學者才11人而已。潘先生對此深有感觸，賦詩雲：“萬國朋從倍有情，隻憐主客未分明。周彝、夏鼐英靈在，漢學終當作漢聲。”如今，“漢學終當作漢聲”的願望在中國學者和華裔學者自強精進的努力下，終於實現了，從此揭開了敦煌學中外學者並肩協力竟馳爭先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