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是王重民先生（插圖61 王重民），他從1935年到1946年，陸續向國內學界介紹巴黎和倫敦藏敦煌遺書中的經、史、子、集要卷數百件，從文獻學的角度對這些要卷進行了高水平的審鑒、考訂、抉發和闡釋，深刻精辟的揭示敦煌遺書版本源流，文獻價值及其學術文化意義，先後以《巴黎敦煌殘卷敘錄》、《倫敦所見敦煌群書敘錄》、《巴黎、倫敦所藏敦煌殘卷敘錄》為題，發表數十篇文章，大大展擴了國內學術界的視野，提高了人們對敦煌遺書學術價值的認識。後來在1957年，他把這些文章和其他學者介紹敦煌寫卷的文章加以節要摘錄，彙編為《敦煌古籍敘錄》一書出版。此書已成為國際敦煌學界公認的敦煌遺書研究的經典著作，是從事敦煌遺書研究的學者必讀的參考書。
第六，隨著敦煌學的進展，在敦煌學已有數十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敦煌學進行總結概括並對今後敦煌學的發展起指導作用的敦煌學史和敦煌學理論的探討也應運而生。1932年，賀昌群先生發表《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績》，1941年向達先生發表《敦煌學導論》，1943年，衛聚賢先生發表《敦煌石室》，傅芸子發表《三十年來中國之敦煌學》，同年薑亮夫先生也發表了《敦煌經卷在中國學術文化上之價值》，1944年向達先生發表《論千佛洞的管理研究》，1948年宗白華先生發表《略談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這樣，敦煌學的上層建築部門－－敦煌學學也初步誕生。至此，敦煌學體係的框架得以初步建立。
這一階段，除了健在的第一代敦煌學家仍在繼續工作外，又出現一批敦煌學者，著名的有許國霖、傅振倫、趙萬裏、賀昌群、蒙文通、羅常培、魏建功、李儼、孫楷弟、王重民、周叔迦、唐文播、衛聚賢、何正璜、傅芸子、史岩、勞幹、王子雲、常書鴻、陳磐、李丁隴、刁汝鈞、薑亮夫、潘重規、趙叔雍、唐圭璋、周一良、關德棟等。
敦煌學的第三階段
我國敦煌學第三階段是從1950年到1966年大陸政治動亂開始前夕。這是我國敦煌學進一步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重要標誌是：
第一、大陸敦煌學界很快形成了一個新的敦煌學派。這個學派以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學說為指導，把敦煌學納入到建設社會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偉大事業中。從此，大陸的敦煌學開始擺脫了自發性、盲目性，把我國敦煌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第二、1950年原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改組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從“藝術研究”到“文物研究”，表明研究範疇有較大的擴展。接著大陸政府撥出專款對莫高窟進行大規模維修加固，使原已破敗不堪的洞窟得到整修，加固崖麵，消除險情，整治窟區，改善環境。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從事保護、臨摹工作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對洞窟曆史和莫高窟藝術史的研究。並且配合洞窟加固工程，對窟前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窟前殿堂遺址及多次重修的資料，為洞窟考古增添了新內容、新項目。
第三、出版一批我國敦煌學家重要的研究成果和資料整理的結集。如史岩先生《敦煌石室畫像題識》，羅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詞集》、《敦煌古籍敘錄》、周紹良先生《敦煌變文彙錄》、向達等六位先生《敦煌變文集》（上、下冊），任二北先生《敦煌曲校錄》、《敦煌曲初探》，謝稚柳先生《敦煌藝術敘錄》，薑亮夫先生《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瀛涯敦煌韻輯》、潘絜茲先生《敦煌莫高窟藝術》、《敦煌壁畫服飾資料》、向達先生《敦煌藝術概論》、《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蔣禮鴻先生《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敦煌資料》第一輯，王重民先生主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等，還有港台學者勞幹的《敦煌藝術》，饒宗頤的《老子想爾注校箋》、《敦煌琵琶譜讀記》，趙泰的《敦煌舞譜殘卷探微（一）、（二）、（三）、（四）》、方豪的《敦煌學》、蘇瑩輝的《瓜沙史事係年》、《敦煌學概要》、陳鐵凡《敦煌本論語異文彙考》、《敦煌本尚書校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突出成績。至於其他單篇論文，數量之多，涉及麵之廣，研究程度之深入，也同樣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