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我國敦煌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看，可以概括為五個階段。下麵分別略作介紹。
敦煌學的第一階段
從1909年起到1930年，是我國敦煌學發展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是我國的敦煌學研究探路和草創的時期，其特點是：
第一，從敦煌遺書研究起步，開始了敦煌學的草創階段。首先開拓出敦煌遺書研究中的曆史、地理、宗教、儒家典籍、聲韻文字、文學、經濟、醫藥、曆日、官製、戶籍、民族、印刷史等十多個學科領域。此外，羅振玉、王國維等還打開了敦煌漢簡研究的大門。僅管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僅僅局限於敦煌遺書範圍之內，卻是以敦煌遺書研究為主流的。
第二，研究方式基本上是采取校記、序跋的形式，重點在於考鏡源流、校勘訓釋，其間也常常掘發新意，羅振玉寫了六十多篇序跋、校記等，王國維、劉師培、蔣斧、董康、繆荃孫等也都針對某些卷子寫了篇數不等、但質量很高的序跋、案斷。
第三、開始從敦煌遺書出發，結合其他文獻，研究我國曆史、文學方麵的問題。如孫毓修《唐寫本公牘契約考》（1911年），羅振玉《瓜沙曹氏年表》（1915年）、《張議潮傳》（1919年）、《補唐書張議潮傳》《（1922年），王國維《敦煌發現唐朝通俗詩及通俗小說》（1920年），徐嘉瑞《敦煌發現佛曲俗文時代之推定》（1925年），劉複《敦煌寫本中之孟薑女小唱》（1925年），胡適《白話詩人王梵誌》（1927年），鄭振鐸《唐代的俗文學》（1929年），向達《論唐代佛曲》（1929年）等。
第四，在敦煌遺書目錄的收集、介紹、鑒別、整理等方麵，作出了較好的成績。著名佛學家李翊灼先生（1881～1952）遍閱了京師圖書館所藏八千多卷佛教遺書，撰成《敦煌石窟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和《疑偽外道目錄》（1912年），為研究敦煌佛學、道經及西方宗教打開了門徑。日本學者受到這兩種目錄的啟發，編輯了《大正新修大藏經》的《古逸部》、和《疑似部》，從而對世界佛學研究，及其他宗教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插圖55 李證剛）。對於流散國外的遺書，學者們也積極向國內介紹其目錄。如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1909年），又影印日本《橘氏（橘瑞超）敦煌將來藏經目錄》（1914年）。其子羅福萇編譯了《倫敦博物館所藏敦煌書目》（1923年1月）和《巴黎圖書館藏敦煌書目》（1923年12月）。曆史博物館也編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經籍分類目錄》（1926～1927年）。從1924年起陳垣先生著手對京師圖書館所藏八千多卷敦煌遺書及先後幾種館藏編目進行大規模整理，仿趙明誠《金石錄》的體例，對京師圖書館的8677卷寫經排出目次。體例是，先記每卷的起迄，開頭兩行之起首二字及末兩行末尾二字，次記品數、行數、品次，並在附記內過錄題記，兼記卷子殘缺情況。1931年正式出版，取名《敦煌劫餘錄》。這是一部細致、淵博、學識水平很高的敦煌遺書目錄的典範之作，對後來諸家編製遺書目錄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第五，我國學者為了發展敦煌學研究，積極搜集流散的敦煌遺書資料。這方麵做出重要貢獻的是劉複先生，他辛辛苦苦地從巴黎抄錄敦煌文獻104件，編成《敦煌掇瑣》一書，按民間文學、社會情事、語言文學加以分類，分為上、中、下三輯六冊，1925年出版，給我國敦煌學研究提供了許多新資料，為敦煌學研究領域的繼續擴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30年、陳寅恪先生（插圖56 陳寅恪）在《敦煌劫餘錄序》中采用日本學者創擬的“敦煌學”一詞，作為這一新興學科的名稱，“敦煌學”這一命名很快被國內外學者所接受，從此，這一新興學科才擺脫了歸屬莫定的局麵，有了自己的學科命名並且在世界學術之林中有了自己獨立的學術地位62。
以上是我國敦煌學發展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著名的敦煌學家有羅振玉、王 仁俊、蔣斧、董康、曹元忠、劉師培、王國維、李翊灼、陳垣、餘嘉瑞、董作賓、劉複、胡適、鄭振鐸、向達、容肇祖等。
敦煌學的第二階段